经验性决策研究帮助人们理性决策
2020年04月01日 00:2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4月1日总第1898期 作者:周爱保 姚乐

  自从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特沃斯基(Amos Tversky)于1979年提出前景理论以来,关于决策的研究便得到较大发展。长期以来,研究者们普遍采用描述性的决策范式,去探究决策规律。这类范式通常给参与者同时呈现不同选项,这些选项都会提供明确的概率及结果信息,需要参与者从中作出选择。基于这种描述性范式的研究结果构成了当代决策理论(尤其是前景理论)的基础。

  但在日常生活中,很多选项并没有明确的概率和结果信息的描述,人们更多需要根据自己过去的经验去作出决策。

  赫特维希(Ralph Hertwig)等人于2004年将个体事先不知道概率和结果信息,需要根据自己的经验去作出估计的决策称为经验性决策,而将事先提供明确的概率和结果信息的决策称为描述性决策。自此,很多研究者开始将目光转向对经验性决策的研究。

  经验性决策在很多方面不同于描述性决策。李虹等人总结到,经验性决策具备三个特点:一是个体事先不知道概率和结果信息,即信息不完备;二是个体需要取样去获得关于决策的信息,即经验依赖;三是整个决策过程需要多次重复选择,即重复动态。关于对经验决策的研究方法,到目前为止总共有三种研究范式。一是完全反馈范式。参与者需要去点击两个按钮中的一个作出选择,在选择完成之后,会同时呈现两个按钮所对应的结果信息。二是部分反馈范式。和完全反馈范式一样需要去点击按钮作出选择,不过在选择完成后只会呈现参与者所选择的那个按钮所对应的结果信息。三是抽样范式。参与者需要尽可能多次地去点击按钮,以了解每个按钮所对应的结果信息,然后再完成一次正式决策。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因为经验性决策的决策过程和描述性决策有所不同,二者之间存在一个“差距”(gap)。例如,巴伦(Greg Barron)和伊雷夫(Ido Erev)向参与者提供了这样一个决策问题:选项A是100%的概率得到3分,选项B是80%的概率得到4分,20%的概率得到0分。让参与者去点击两个选项所对应的按钮作出选择,重复400次,每次选择完成后都会呈现选择结果的反馈。最终累计的结果被转换成金钱并支付给参与者。如果根据卡尼曼等人的研究,由于风险规避,参与者在所有的收益情境下都应该选择更安全的选项。但是,巴伦和伊雷夫发现,当参与者根据经验作出选择时,他们更倾向于选择风险选项。描述性决策与经验性决策之间的这种涉及对风险偏好的差异,被称为“描述—经验差距”(description-experience gap),即D-E差距。

  造成D-E差距的原因有三种可能的解释。第一种解释是决策者低估小概率事件。按照累积前景理论的观点,风险选择行为中会出现对小概率事件的过度加权。相反,在基于经验的决策任务中,小概率事件的权重会被低估。具体来说,对选择结果的分析表明,在基于描述性的决策任务中,人们的行为倾向于高估小概率事件,而在基于经验的决策任务中,人们的行为倾向于低估小概率事件。如上所述,在基于描述的任务中,大多数参与者(64%)更喜欢中等期望值(如100%,3分)的安全结果的选项,而不是期望值较高但包含不希望发生的小概率事件(如80%,4分;20%,0分)的选项;然而,他们在基于经验的决策任务中表现出相反的模式(12%的人选择了确定选项)。

  第二种解释是抽样偏差。抽样偏差是指个体倾向于抽取较少的样本去作出决策。例如,在赫特维希等人的研究中,经验条件下的参与者对每个选项的平均抽样次数为7.5次,尽管他们可以尽可能多地去抽取样本。所以大多数人的正式选择是基于一个有偏差的小样本作出的,而这个小样本包含的小概率事件的次数少于其客观概率。鉴于这些结果和类似的发现,一些研究者提出D-E差距只是抽样误差加上前景理论。这表明不管使用什么样的信息呈现方式,当人们使用相同的信息来作出他们的决定时,个体就会作出相同的选择。有研究表明,在经验性决策中,当参与者抽取了更多的有代表性的样本时, D-E差距会减少。但研究者发现,即使个体抽取了大量具有代表性的样本,缩小了差距,这种差距也并没有消失。所以抽样偏差并不能完全解释这种“差距”。

  第三种解释是近因效应。近因效应指的是关注最近发生的事件的倾向,决策者在作出选择时更容易想到最近抽取的那些样本。因为小概率事件在最新样本中出现的可能性较低,所以决策者在作选择时可能会低估这些事件的权重。一些研究发现,参与者抽取的样本的后半部分比前半部分更能预测其正式选择。

  D-E差距的研究正在向许多有希望的方向发展。首先,经验性决策需要决策者在正式作出决策前去主动探索未知结果。这意味着,一个人的风险偏好可能不仅在他的正式决策中被表现出来,甚至在他的前期搜索过程中就已经表现出来。所以未来关于经验决策的研究,应致力去探索决策者的取样模式,以及取样策略和决策行为的相关性,因为现有关于决策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不考虑决策者信息搜索的过程。

  其次,另一个需要去关注的方面是决策选项自身的结构及决策的外部环境。一方面,许多现实世界的选择包含两个以上的选项,而且许多选项都有多种可能的结果;另一方面,前期的信息搜索和决策常常受到时间的限制,决策者在信息搜索时要根据自己试验前的决策期望去了解问题,通常会为提高效率而减少搜索。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描述性信息和经验性信息的结合。人们在作出选择时,有时喜欢同时获取经验和描述信息。以社会生活中的风险警告为例,这些风险警告一般包括数字或图形的描述性信息——例如,关于吸烟可能导致肺癌的健康警告,或者开车违章会导致交通事故的警告。但人们在准备从事这些风险活动时,并不一定是完全根据描述性信息来决定是否要做,因为人们在接收到这些描述性的警告信息前,可能自身已有了相关危险行为的经历,比如常年吸烟却没有罹患疾病,多次开车违章却没有发生交通事故。所以描述性信息如何影响个体未来的行为,可能会依赖于他们的过去和近期的经历。

  研究描述性信息和经验性信息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可以为更好地理解现实生活中的危险警告为何常常效率低下提供一个关键思路。所以在未来的研究中,将这些风险问题的描述性信息与经验性信息在实验室中巧妙地结合起来,去探究人们的决策规律,可能会更有效地传递这些事件自身的风险信息,从而帮助人们更加理性地进行决策。

  在日常生活中需要个体依据经验去作出选择的决策情境不胜枚举,对经验性决策的研究不仅具有理论上的重要性,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未来需要更多的研究者去关注经验性决策,去不断完善和发展决策理论。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甘肃省行为与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

责任编辑:张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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