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任何理论的形成都不能离开时代背景和思想境遇。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形成，是历史逻辑与思想逻辑的内在统一。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尤其是在国际视域中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流变，展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学科反思和方法论检讨，不但有助于在理论自觉中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精神的时代表达，而且有助于在建构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不竭的思想资源。为此，针对当代世界发展的新形势和当代中国发展的新问题，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经典与当代”主题展开讨论，旨在深刻阐释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进一步增强理论自信，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当代研究。
当人们关注“哲学事件”的同时，还需要深入到对哲学的日常发展过程的研究，这才是对哲学发展全过程的和全面的研究，才可能避免重要哲学思想发展的遗漏和产生哲学思想发展链条的断裂。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书写以及教学就是要讲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每一崭新观点、思想产生的“背后故事”。
一切历史地产生的东西，都只能在历史中存在。回顾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历史进程，直面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当代境遇，我们能够从中得到很多重要启示。
把《资本论》作为一本哲学巨著，并不仅仅因为它内在地蕴含了丰富的哲学思想，更因为它本身就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创立与发展进程中的关键性环节，并且正是这后一个方面为前者提供了合法性的根据。因而，从马克思唯物史观思想史的角度，给予《资本论》作为历史哲学巨著的合法性以合理定位，是我们讨论《资本论》哲学思想的前提性工作。
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理论具有一般的方法论意义，是历史唯物主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由于卢卡奇的引领，人们往往从物化或异化的意义上理解这个概念，或者如人们所说的，是从“社会病理学”的意义来理解这个问题，而不是从方法论病理学的意义上来理解这个问题，以至于忽视了马克思通过这个概念揭示出来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方法论意义。所以，今天我们有必要恢复马克思使用这个概念时的方法论意义，对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理论展开一种“方法论病理学”的拯救工作。
哲学家在叙述哲学史之前，必须研究哲学史中的历史的东西，区分哲学的内史和外史，以便确定哲学史应该叙述什么样的历史，以及如何叙述这一历史。由此可见，区分哲学的内史和外史，是哲学家对于哲学史书写的一种方法论的反思，体现了哲学史研究的自觉意识。
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后，马克思实际上没有再从事思辨的哲学建构，而是转向“真正的实证科学”，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形式来把握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政治经济学批判历史地成为他贯彻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道路。
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出发，哈维把地理的空间性与时间的发展性密切联系起来，使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和历史认识中达到辩证法的新高度。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否弃了“革命”等带有传统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术语，但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与革命精神，并试图以这种方式拯救马克思主义。问题在于，这种拯救处于两难困境：如果坚持革命，那么关于革命方向与革命主体的讨论会将马克思主义带回传统教条主义的老路，即将共产主义作为历史的必然目的，将无产阶级作为革命的先定选民，这是向形而上学与观念论传统的倒退；如果坚持革命，却不关注革命方向与革命主体，那么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将沦为一场不知结局如何的“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