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在叙述哲学史之前，必须研究哲学史中的历史的东西，区分哲学的内史和外史，以便确定哲学史应该叙述什么样的历史，以及如何叙述这一历史。由此可见，区分哲学的内史和外史，是哲学家对于哲学史书写的一种方法论的反思，体现了哲学史研究的自觉意识。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史及其书写

　　在理论研究中，我国学者通过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的关系、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等多方面的讨论，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不是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而是马克思的实践和辩证法。

　　历史地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马克思的实践和辩证法的阐释主要是从两个层面上展开的：第一是把实践和辩证法当作一种精神、一种哲学理念，来阐释它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革新的方法论意义；第二是结合时代的变革和本民族的哲学传统，赋予实践和辩证法不同的含义，创造不同形态、不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前者建立起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深刻的联系，后者则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差别。因此，我们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史作出界定，就必须历史地考察这两个层面的内容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从逻辑的角度分析，实践和辩证法的批判精神和多元化的哲学传统和理论形态共同构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内在机制。其中，批判精神体现了实践和辩证法的内在要求。这种内在要求有两种：一种是方法论意义上的；一种是理论创造意义上的。方法论意义上的内在要求，针对的是哲学的批判精神，是每一时代、每一民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创造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时，都必须坚持的东西，因而也是把每一时代、每一民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联结起来的共同点。理论创造意义上的内在要求，针对的是具体的理论革新，它要求每一理论必须有时代的、民族的内容，有哲学家富有个性的创造。这种要求一旦满足，哲学的理论必然是多元化的，而不是一元化的。也就是说，理论创造意义上的内在要求构造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差异性。多元化的哲学传统和理论形态，就是实践和辩证法的批判精神创造的成果，当然也是这双重要求的实现。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外史及其书写

　　书写外史，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来说，比之其他任何哲学史都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把“改变世界”作为自己的目的、强调外部世界是哲学的一个须臾不可分离的部分时，就已经注定了外史的书写要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叙述中的不可或缺的部分。

　　不过，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所决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叙述有自己独特的内容和书写方式。

　　就第一类的关系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外史的书写应紧扣以机器生产为标志的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肯定政治、自然科学和人们道德生活的变化，是现实生活中对哲学起支配作用的因素。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看来，现代社会中，政治、自然科学和人们道德生活的变化，归根到底是从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变化中产生出来的，它们的性质、对哲学起作用的方式，也是由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状况所决定的。因此，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变化是社会生活中更为根本的方面，也是对哲学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政治、自然科学和人们道德生活的变化对哲学的作用，都只能通过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变革这一中介来实现。这样，在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变化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就找到了哲学与时代的本质联系，并根据工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化，创造不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就第二类的关系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外史的书写，应该重点叙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各民族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问题。与西方哲学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西欧的文化土壤，但它绝不是西方民族的，而是世界性的。这里所说的世界性，不是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性传播，而是指它具有世界文明的共同性和普遍性的内容。这种共同性和普遍性的内容主要有两点：一是指它具有建立在资本主义创造的世界性的生产方式之上的思维内容和形式；二是指它的共同性和普遍性的获得是在世界历史的形成中，通过改造各民族的文化传统而实现的。这样一来，各民族的文化传统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获得共同性和普遍性的经验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共同性和普遍性的内容之一。马克思主义哲学要走进各民族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首先要走进各民族的文化传统，要在与各民族文化传统的融合中，创造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被该民族所接受。事实上，通过不同民族的哲学思维的相互交流、相互碰撞，来考察一定民族的思维方式，是马克思研究哲学史的一个重要方法。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哲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