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出发，哈维把地理的空间性与时间的发展性密切联系起来，使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和历史认识中达到辩证法的新高度。
形成于上世纪50年代末的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把现实的人作为研究活动的着眼点，如何改善人的现实生存状况、改进人的生活方式和提高人的社会实践能力，作为研究活动的目标指向，表现出强烈的人道主义、文化唯物主义和技术实践论的思想，体现出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或许可以尝试从思维方式变革的角度，对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进行解读。
新历史主义的跨越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思维范式的根本性转换，首先表现为从旧历史主义向新历史主义的跨越。在汤普森、霍布斯鲍姆、威廉斯等人的努力下，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传统、观点与工人运动中产生的新思想结合起来，形成了在当代西方颇有影响的“新马克思主义史学”。
新历史主义坚持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历史观，通过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使人民从尘封的历史中走出来。正如霍布斯鲍姆指出的，“还原过去的人尤其是过去的穷人”是新历史主义的最大贡献。以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为代表，历史学派运用马克思主义展开“从下往上看”的历史研究，时刻关注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进程和方向，并直接参加了现实的政治斗争。
新历史主义批判“经济决定论”和教条主义，强调阶级意识之于阶级形成和阶级斗争的重要性，但并未忽视经济结构对工人阶级的决定性影响。汤普森指出：“阶级是一种文化的和社会的形成。” 在此意义上，社会历史也变成了整体的历史。这也是霍布斯鲍姆坚持的一个基本观点。在《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中，霍布斯鲍姆明确指出，真正的历史应该是全部的历史，即包括人类生活各个层次的“总体史”。这种史学思想凸显了整体论的思维模式。
结构主义的转向
受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等人的影响，以佩里·安德森为代表的英国新生代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对新历史主义进行批判性的扬弃，形成了英国式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安东尼·伊斯茹普看来，这是一种“试图寻求理论的、科学的和理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安德森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能够为当前充分的政治实践提供基础，以便把现存的社会秩序变革为一种期望的、民众的未来”。他强调，社会主体和社会结构是“解释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和最基本的问题”。关于历史变革的动力，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将其归因于阶级之间的冲突和斗争；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将其归因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根本矛盾的斗争。然而，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对这两种因果解释机制做出统一的解释，两者的关系问题也由此成为安德森需要解决的核心理论困境。
对此，安德森试图对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汤普森的意志主义马克思主义加以整合。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内部争论》中，他明确指出，所有社会变革机制的最根本因素都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而不是生产关系所产生的阶级冲突或对立，前者包含了后者。这是因为，生产力的首要因素是劳动者，它也是作为由生产关系所规定的阶级而出现的。一方面，任何重大的社会经济危机都吸收了所有无意识的社会阶级；一方面，危机的解决也一直是长期阶级斗争的结果。因此，在社会秩序的维持和颠覆中，生产方式和阶级斗争总是相互作用的。这表明，安德森不仅怀有一种深层的结构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意识，认为社会结构是社会主体的根本存在方式和存在状态，而且怀有一种主观主义的意识，认为阶级斗争是解决结构危机的根本方式，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依旧需要通过阶级斗争来实现。这种深层结构主义基础上的温和主义和折中主义解决方式，给出了一种“从上向下看”的社会历史解释范式。
空间维度的发掘
随着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把历史主义的时间过程和结构主义的空间构造结合为一体而形成新的研究范式的热情越来越高。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出发，哈维把地理的空间性与时间的发展性密切联系起来，使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和历史认识中达到辩证法的新高度。
在哈维看来，在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中，空间的重要性一直被时间维度所遮蔽，只有强调历史—地理双重含义才能完整地表达资本主义社会。这在“全球化成为帝国主义同义词”的时代背景下尤其重要。由此，哈维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进行了重新定义，并凝练出以空间为中心的新的思维原则。其中，差异性原则由空间的异质性和关系性特征决定，指在进行社会批判时，必须考察事物间的多元性特征；象征性原则则强调“地理学想象”，指对场所、空间和景观在构成和引导社会生活方面的重要性的敏感；内在性原则指在理解社会问题时必须从结构性的角度出发；开放性原则是指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是一种无限制的和辩证的探究方法。这四个方法论原则相互牵制、互相影响，共同构成了解释资本主义世界的总方法。由此，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实现了地理学与唯物主义研究的结合、地理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实现了时间与空间的双向互动，成为哈维重新构建马克思主义的元理论。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