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历史地产生的东西，都只能在历史中存在。回顾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历史进程，直面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当代境遇，我们能够从中得到很多重要启示。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场语境
任何理论或学说都是历史的产物，都有自身的出场语境。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当然也不能例外。
1882年，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第一版序言中写道：“科学社会主义本质上就是德国的产物，而且也只能产生在古典哲学还生气勃勃地保存着自觉的辩证法传统的国家，即在德国。”对这个论断的不同理解，曾经引发了关于“马克思主义故乡问题”的争论。
1924年，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中提出：“正是德国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地”。由于斯大林当时在政治上的权威地位，“德国是马克思主义的故乡”一时便成为权威的观点。然而，斯大林的概括明显忽略了恩格斯后来对这段话的一个重要补充，即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3年德文版上所加的一个注：“‘在德国’是笔误，应当说‘在德国人中间’，因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一方面必须有德国的辩证法，同样也必须有英国和法国的发达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只有在英国和法国所产生的经济和政治状况受到德国辩证法的批判以后，才能得出确实的结论。因而，从这方面看来，科学社会主义并不完全是德国的产物，而同样是国际的产物。”
从恩格斯相关论述的上下文可以看出，他之所谓“国际的产物”，实际上主要是指欧洲，具体说是指西欧，即当时经济条件较为发达的英国和政治条件较为发达的法国，以及文化上由于德国古典哲学的成就而后来居上的德国。离开这个历史条件，或者孤立地单就创始人出生的国籍来看，马克思主义创立的条件不可能得到科学的说明。
马克思主义是“国际的产物”，这就意味着它揭示了人类在资本主义时代所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和矛盾，它的基本原理也具有与其出场语境和历史条件相应的普遍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当作适用于任何情况和任何条件的抽象公式，相反，对于这些基本原理的理解尤其是运用，必须结合具体的历史条件才有可能。可以说，这是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发展史的一个根本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四种形态
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是“国际的产物”，反映了一个时代具有国际普遍性的问题和呼声，所以自它诞生以后，就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开来，并深刻影响了19世纪下半叶和整个20世纪的人类历史进程。
回顾历史不难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学科建制意义上的哲学，而是面向和回应现实问题的哲学。人们通常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的根据就在于：它始终以现实生活作为思考的对象，而现实生活总是处在不停的变动之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近一百多年来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事实上，在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和后继者总是根据变化了的时代条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从而使之获得新的生命和形态。
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就存在于它的不断发展的过程之中。有的学者曾借用马克思关于“历史的形态”论说，用“原生形态”、“次生形态”和“再生形态”等几个概念来描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态演变。这是富有启发意义的。本着研究的态度，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生形态”是指主要由马克思所创立的哲学，其名称为“新唯物主义”（《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或“实践的唯物主义”（《德意志意识形态》），主要内容是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次生形态”是指经晚年恩格斯、列宁阐释和发挥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名称不尽一致，内容比较复杂；“再生形态”是指被斯大林体系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我们从苏联人手中接受过来的教科书哲学，其名称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核心内容是辩证唯物主义。除此之外，还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即正在被我们运用和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显然，这些形态之间不仅有着一致性，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这是我们把它们作为不同形态来考察的根据所在。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看待各种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相互关系。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与它的各种衍生形态（如次生、再生形态）之间是源与流、一与多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主要是由马克思创立的，是这种哲学在建立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作为整体来说是“一”；与之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衍生形态是由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变化了的时代条件下，基于他们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和解释，又融入新的时代内容和思想成果而形成的，因此它必然是“多”。一般说来，对原生形态的解释要以原生形态本身为基础和源头，尽可能与原生形态的精神实质保持一致。但这种一致并不是必然的，也有发生偏差和变形的可能。在这一过程中，作为马克思哲学原生形态之解释的各种衍生形态必然是多样化的，乃至是多元化的。
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与时俱进
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历史风云，我们对列宁在《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1911年1月5日）一文中的如下一段话感同身受：“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指南，所以它就不能不反映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反映就是深刻的瓦解、混乱、各种各样的动摇，总而言之，就是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极端严重的内部危机。坚决地反对这种瓦解，为捍卫马克思主义基础而进行坚决顽强的斗争，又成为当前的迫切任务了。”这段话，仿佛对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情势又具有了极强的现实针对性。
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必须根据变化着的历史环境来反思和修正现存的思想范畴和理论假定。马克思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理论实体主义，强调理论必须随着生活实践的变化而变化，它自身的定位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自我定位，要求我们不能单纯从理论的角度来对待理论，而要把理论看作一种历史现象，按照理论所力图解释和改变的历史环境来看待理论。事实上，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理论自身的前提来看，马克思主义都是一个不断变化着的思想体系，它既是变化着的历史环境的创造者，又是这种环境的产物。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在总结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分析当今世界形势时，曾经意味深长地说：“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人类已经进入一个新全球化时代，新全球化时代在深刻改变人类实践结构和生存方式的同时，也深刻地变革着人类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从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视野、问题谱系和时空结构。中国当代的社会发展也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有在破解中国发展难题的过程中，才能创造出既具有当代特征又具有中国风格和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