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否弃了“革命”等带有传统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术语，但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与革命精神，并试图以这种方式拯救马克思主义。问题在于，这种拯救处于两难困境：如果坚持革命，那么关于革命方向与革命主体的讨论会将马克思主义带回传统教条主义的老路，即将共产主义作为历史的必然目的，将无产阶级作为革命的先定选民，这是向形而上学与观念论传统的倒退；如果坚持革命，却不关注革命方向与革命主体，那么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将沦为一场不知结局如何的“游戏”。

　　对此，建构一个“非先验”的革命主体和革命目标，成为当代激进左派保持自身激进性的基础所在。而这个看似现实的问题背后，需要的却是一个深刻的哲学理论转换：形而上学与主体性、理性与必然性似乎是不可剥离的理论共同体，而当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却要在拒斥形而上学的时候拯救主体性，在拒斥必然性的同时保存理性。可以说，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的工作无非是两项：指认革命主体的危机，用各色可能的理论资源建构一个生成的、非本质的主体。

　　作为一种新的政治逻辑，拉克劳和墨菲所倡导的“后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权，其本质就是一种新的革命主体的构造方式。它得以构建的前提是：其一，社会对抗的存在；其二，话语连接的关节点的存在。对抗概念表达的是“统一”的不可能性。因为他者的存在，我就是非完整的；而这种使我非完整的他者却又不得不始终存在着，否则这个“我”也是不存在的。领导权正是因为这种对抗的存在而始终无法实现向统一性原则的回归，同时这一对抗也保持了领导权的革命性本质。就此而言，领导权理论继承了马克思反形而上学的哲学取向，在学理层面上为社会革命留下永恒的空间。

　　革命的可能性变为现实，需要革命主体的存在。在后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中，“主体”理论是始终带着引号存在的。在此，主体是被暂时连接起来的。所谓领导权，其本质正是这种暂时的话语连接，其理论重心在于连接的暂时性。谁能成为革命主体，关键在于其话语实践的连接能力，即能否将社会对抗的各个方面整合起来，找到对抗的结合点，也就是话语连接的关键点。因此，领导权意义上的革命主体，去除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先验性。换言之，主体的内容可以是非本质的，但主体的空位不能被消解，主体性的原则并没有消除。这正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革命理论的关键要点：保持一种非本质的主体性。

　　作为阿尔都塞的弟子，巴迪欧在《存在与事件》中将主体视为“空洞的，分裂的，非实体的，非反思性的”。在此，空洞性在让主体失去本质性的同时也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用结构主义的话语来说，主体成为了某种“主体位置”，主体位置最终变成了主体空位。这种空位，在巴迪欧的数学化语言中变成了空集合。空集合并非零集合，零集合中仍然包含着“零”，而空集合是一个多元要素可能共存的空间。这种空间的多元化的空位在等待着一种填充，而事件——巴迪欧哲学的另一关键词，则充当着激发主体、填充空位的契机。任何一种突发事件，就如同一种症候，一种连续体中的断裂，要求主体参与并承担责任。换言之，正是事件讯唤出了主体，只是此刻的主体只存在于事件当中，并在事件结束后消失。从这一意义上说，巴迪欧与拉克劳，一个采用集合体的数学原理，一个采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相关原则，构筑了相似的主体：它们都只在社会断裂口处才会出现，它们没有本质性的内涵，而是在生成过程中逐渐形成。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体理论的重构，虽然缩小了马克思的思想范围，却让我们看到马克思思想与形而上学之间的复杂关系。或许，如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平视马克思，并与其思想保持适当距离，马克思的哲学精神反而能得到更为清晰的观照。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