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后，马克思实际上没有再从事思辨的哲学建构，而是转向“真正的实证科学”，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形式来把握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政治经济学批判历史地成为他贯彻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道路。

　　近年来，变化了的国际意识形态格局和学术格局，对历史唯物主义提出了更深刻的挑战，要求其能够在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思潮的理论竞争中进一步证明所具有科学性和当代价值，重新确立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英国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树立了值得重视的榜样，创造出了一大批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学术著作，推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提升了历史唯物主义在西方学术界的理论声誉和影响力，给我们发展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启示一：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本质

　　作为由具体的概念、原理构成的科学理论体系，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本质和精髓是科学的批判的方法论。然而，恩格斯逝世后，在先后成为马克思主义“正统”的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和苏联“教科书体系”中，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精髓在不同程度上失落了。

　　英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理论上长期追随苏联，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教科书体系”的影响。但是，在新左派运动兴起前，“英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就已经比较清楚地确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本质。这是因为，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大多来自文学、自然科学、历史学和经济学等非哲学领域，他们研习历史唯物主义的目的并非为了掌握哲学理论本身，而是为了指导各自的具体研究。这使得他们比较容易把握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内涵。早在1930年代初，英国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多布就明确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先验的逻辑”，强调必须通过研究历史经验形成历史认识。正是有此积淀，爱德华·汤普森才能在新左派运动兴起次年即发表长文《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对斯大林主义进行深入全面的批判，其核心思想之一就是批评“教科书体系”未能把握《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实践唯物主义思想，在科学的批判的方法论意义上来领会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从而以庸俗化的方式把历史唯物主义扭曲为一种新教条。汤普森的这种批评代表了“英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集体心声，随后涌现的“文化唯物主义”则体现了他们破旧立新的最初理论成果。

　　启示二：培育自觉的本土意识

　　“英国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化与发展，主要体现在社会形态理论、阶级理论、国家理论、文化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等方面。这些成果并不是通过解读、阐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既有论述而取得的，而是主要源于“英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对英国具体问题的深入研究。综观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那些对历史唯物主义发展作出显著贡献的马克思主义者，通常都具有自觉而强烈的本土意识。那么，自觉的本土意识对于发展历史唯物主义有什么意义？

　　首先，有助于马克思主义者找到真正具有时代性的本土问题。二战后，阶级起源问题成为英国社会共同关注的主题。以汤普森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充分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从而在阶级形成、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分析等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阶级起源问题还衍生出工人阶级的文化和革命性问题。对于前者，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威廉斯和汤普森分别从文学批评和历史研究的不同路径出发，在为工人阶级文化成功辩诬的同时，开创了文化研究这一全新的学术场域。随后，霍尔领导下的伯明翰学派对大众文化（工人阶级文化）进行了极富论战性的研究，极大地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文化和意识形态现象的认识。经过米利本德的努力，以英国工党的革命性问题为中介，英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性问题最终转化为对英国政治体制的反思和批判，并借由米利本德和普朗查斯关于资本主义国家本质和自主性问题的论战，扩展到对欧洲历史上不同国家形式的形成和向资本主义过渡的不同形式等问题的探讨，最终使得历史唯物主义的国家理论和社会形态理论得到深化和发展。

　　其次，有利于马克思主义者发掘必要的理论资源进行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例如，汤普森等人发现，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所依托的社会原型，是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完全建立起来的英国社会，因此不能直接适用于他们所关注的处于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中的英国社会。为此，他们将唯物史观与英国本土的社会主义史学传统（“自下而上”的历史观）结合起来，开创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史范式，不仅改变了英国史研究的面貌，而且对整个世界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利用英国本土资源进行成功创新的典范。同时，伯明翰学派则在利用外来理论资源研究英国本土问题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在1960年代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大众文化的研究中，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等开创的“文化主义”研究范式已显得不敷适用。对此，伯明翰学派基于英国本土问题选择理论资源，最终在马克思资本理论的基础上，吸收、整合葛兰西的霸权理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以及巴特的符号学，提出了新的“结构主义”研究范式，从而将文化研究推向顶峰。

　　最后，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本土化探索提供重要的动力。从某种意义上讲，“英国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是“果”，而“因”则在于“英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对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持续探求。如果没有自觉的本土意识，这种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探索显然是不可能的。

　　启示三：转向真正的实证科学

　　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史表明，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后，马克思实际上没有再从事思辨的哲学建构，而是转向“真正的实证科学”，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形式来把握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政治经济学批判历史地成为他贯彻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道路。1931年，霍克海默系统阐释了马克思所开辟的这条创新道路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只有在与社会科学的联盟中才能把握时代精神的变迁，从而为革命地改造世界提供科学的认识。综观“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可以看到，那些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坚持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归根结底走的都是“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联盟”这条道路。

　　首先，超越教条主义，用恰当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引导“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联盟”。面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条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以汤普森和威廉斯为代表的“英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不仅不回避理论与现实的冲突，而且努力根据现实重新思考和解读文本，形成新的阐释。正是在这种联盟中，“英国马克思主义”才能在阶级、国家、社会形态、意识形态和文化等一系列研究中获得实质性的突破。

　　其次，克服狭隘的门户之见，以开放的姿态吸收、综合各种有益思想资源。马克思成功的关键就在于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对同时代西欧优秀的思想文化成果进行了“强有力的综合”。“英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也是如此。例如，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不仅继承了英国固有的经验主义史学和社会主义史学传统，而且与20世纪上半叶形成的多种新史学流派如经济史、社会史、年鉴学派等保持密切互动，最终创立了一种全新的历史研究范式，“向国际历史学界展示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分析工具的威力”。

　　最后，打破僵化的学科壁垒，善于通过跨学科研究解决问题。二战后，学术研究的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由此也导致了学科壁垒的形成。“英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大多是介入型知识分子，较少受到学科壁垒的桎梏。例如，文化研究原本就诞生于文学批评、历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点上，诞生之后更是积极地调动当代文学批评、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诸多学科领域的理论资源，达成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大众文化（工人阶级文化）的批判性理解，成为当代最炙手可热的“显学”之一。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