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真话”（parrêsia）是福柯晚期“自我风格化”生存美学思想中重要的哲学范畴。在福柯那里，它并非指自我伦理中的道德律令或规范性要求，而是对古希腊—罗马时期人们在处理自身与真理之间的关系时所运用的自我技艺的高度概括。福柯用其抵制主体形而上学传统中主体同真理之间以解释学为特征的连接关系。事实上，福柯晚期对于“说真话”的阐发是基于他早期对人之生存境遇的探究，即试图超越人类以“求真意志”为导向而服从治理的困局。
在《主体解释学》中，福柯以“自我技艺”为视角剖析了现代主体哲学在处理真理问题时存在的“解释学”倾向。他通过谱系学考察，发现主体哲学采用的处理自我关系的方法和对待真理的态度均来自笛卡尔对于基督教“自白”（confession）和“心灵审查”（examination of conscience）技艺的承袭，后者将之运用于哲学之中，实现了现代西方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一方面将人同自身的关系看成是以解读、破译为特征的解释学方式连接的，人成了有待被分析和认识的客观实存；另一方面将真理视作来自主体的真相，即通过解码、剖析自身得到可靠的理论基点，从而建立起知识的体系大厦。换言之，真理建立于主体之上，局限于人的理性意识之中，真理只是知识。因此，在现代认识论中，真理常常被理解为可以进行真值判断的命题。在认知真理观的驱使下，现代人形成了人的科学（science of Man）与其他方面的知识生产；在求真意志的鼓动下，人并非被动地接受治理，而是以主动的姿态听从真理的教导，从而自愿遵循真理游戏的规则并服从治理。
福柯认为，在古希腊—罗马时期，人们对真理的把握并不是通过对象化的解释学方式实现的，而是通过“说真话”这种“风格化”的生存美学方式实现的，这是一种“知识的精神化”和“真理的习练与实践”方式。也就是说，真理被理解为一种与实质性存在（material existence）相关的真实陈述——人不仅要掌握外化于自身的“真理”所具有的真理内容，还要能够按照真理内容的指导做出对应的合理实践。通过“说真话”的方式，古人将真理主体化，使真理内化为一种真理性力量和实践智慧，帮助人类以恰当的方式生活，实现人的行为转变与品格完善，“通过真理实践把主体塑造为他自己的最终目的”。福柯对“说真话”的生存美学阐释看似与美德伦理学存在某种“耦合”，但其实福柯始终保持着与美德伦理学的微妙距离。究其原因，福柯思考这一问题的着眼点在于解决“知识—权力”带来的治理问题，而非对人之德性的单纯思考。福柯看到了古代人与现代人在处理自身与真理之间关系上的差别，因而他希望通过对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说真话”这一自由实践的谱系学考察，展现一条能够用以区别、抵制“求知意志”下治理方式的可能路径，从而实现人的自由与审美式塑造。事实上，福柯对于“说真话”的阐述构成了今日“真理问题化”哲学的另一面向，在这一面向中我们并不关心何种条件决定一个陈述为真的“真理的分析学”，而是关心“说真话”“知道真理”“说真话的重要性”“谁能说真话”等问题。
围绕“生存美学”视域，福柯从两个维度展开了对“说真话”的谱系学描述。从中可以看出，这一用以连接主体与真理的自由实践与技艺在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形态极为丰富，并不局限于“说”的形式。
第一，“勇气方式”的说真话。在与他人的关系中，“说真话”是指人为达至真理，必须从事冒险、挑战的勇气实践，而后才能达至真理、成为说真话的人。这一实践是如此展开的：首先要坦率地表达，这近似知无不言，要求言说者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不能采用修辞且要求表达内容完整、明确。其次，要求听、说的双方保持真理与信念的一致。也就是说，诚言者之德性决定了其言说的真实性，聆听者无需对此进行怀疑。再次，诚言者要通过“说真话”批评、改正聆听者的错误，不能只限于单纯表述真理内容，并且这种批评总是“向上”的，即“对权力说真话”，因此诚言者总是处于对话的劣势。此外，“说真话”还要求言说者承担一定程度的风险，由于诚言者总是处于劣势并直接指出听者的错误，这必然招致敌意甚至杀身之祸（如苏格拉底），但诚言者因真理与信念的一致性，选择接受危险，绝不沉默与奉承。最后，“说真话”要求诚言者进行个体的自由选择。面对危险，诚言者有选择沉默的自由，但是出于个体风格化塑造的审美要求，诚言者自由自愿地选择“说真话”实践。我们看到这种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展开的“说真话”自由实践虽然具有利他的伦理效果，但是其实践目的始终指向人的自我关系的审美塑造。通过以上自我技艺，真理实现了以“互动活动而非单纯给予的形式对主体开放”，人与真理的关系不再是“认识论”的，人不再受“求真意志”的教唆而服从治理，实现了人的自由与风格化。
第二，“净化方式”的说真话。这一维度的“说真话”主要指涉自我关系中的“诚言”实践，它是“勇气方式”的前提和基础。通过“接收真理”与“将接收到的真理进行伦理内化”这两个实践环节实现主体的净化，以便主体达至真理，实现对真理的占有，成为“诚言者”。“接收真理”也被称为逻各斯的传递，分为“听、说、读、写”四个环节。“听”与“读”是吸收逻各斯的主要方式。人在“听”的过程中要保持缄默、保持身体的积极态度、保持注意力在语言的指称上，如此才能有效获得真理；“读”则要求人们尽可能阅读少量作者的少量作品并进行重点文字的记忆，以此获取文字中的逻各斯。“写”与“说”则是保留真理的方法，将“听”和“读”中接收的真理以“写作”与“反复叨念”的方式在记忆中进行存储，进一步建立自我与其占有的真理之间的牢固联系。这一过程不同于认识论的在思想中进行的逻辑推理，“真理传递”是外部真理内化的过程，而不是从自我身上剥离出属于自我的真相。逻各斯的内化，也被福柯称为“工夫”（ascetics），指将“真理传递”所掌握的逻各斯转化为自我所拥有的“品行”（êthos），分为“实际训练”（gumnazein）与“沉思”（meletan）两个环节。“节制”与“考验”构成“实际训练”的主要内容，它们依照真理建议人恒久地克制思想与行动上的欲望，从而保证人对自身能力和所做之事有正确的判断与衡量。“沉思”指人对即将发生的事情做好准备的思想锻炼，不仅包括在思想中对各种表象的拆解与监管，以便消除人对“表象”的依赖，实现对真相的把握，还包括“对恶的预想”“思想训练”“良心考察”，以便消除人对困境与磨难的恐惧，达至人内心平和的自我真实状态。
通过以上两个维度“说真话”的自由实践，人就完成了为达至真理所必需的自我转化，成为一件“美的作品”，能够主动通过一系列生存美学技艺摆脱权力的真理游戏，积极筹划自身，不再是真理—权力的“效果”。虽然福柯这一反治理的路径带有严重的个人精英主义色彩，却不失为人类摆脱当下治理困局的一种可能性选择。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