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理想国》（414b－415d）中设计了两个有关出身高贵的神话，以满足人们的多种需求。这两个神话不是针对真相或理念世界的理智探索，而是一种谎言或者欺骗，但这些假话是必要的需求：它们被优先用于劝说统治者；如果不行，就用来劝说其他城邦公民。

　　我们先来看这两个神话的具体内容，再来看苏格拉底设计它们，或者说使用这种“伎俩”的真实意图。这两个神话都其来有自，第一个神话与腓尼基英雄卡德慕斯有关，他是腓尼基国王的儿子和欧罗巴（Europa）的兄弟。宙斯带走了欧罗巴，卡德慕斯被派去寻找她，但并不成功，于是他询问了德尔菲神谕，神谕命令他放弃寻找，而要跟随一头牛，并在其躺下的地方建一个城镇。这头牛引导卡德慕斯来到波欧提亚（Boeotia，意为“牛地”），他在那里建立了忒拜城。后来，卡德慕斯将他杀死的一条龙的牙齿播撒在地上，从中产生了一个由凶猛的武装分子组成的种族，被称为斯帕提（Sparti，意为“播种”）。斯帕提人互相争斗，直到只有五个人幸存下来。这五个人协助卡德慕斯建造了忒拜城的卡德梅亚（Cadmea，或“城堡”），并成为该城里最高贵家族的创建者。

　　在《理想国》描绘的完美城邦中，苏格拉底借鉴了这个神话故事，以让统治者和作为护卫阶层的战士们相信，其实他们被“种”在地下时（就像卡德慕斯种龙牙那样）就已经被塑造和培育好了；大地母亲派他们到地上来，是为保卫大地而战斗，他们所在的土地就是他们的母亲，不容他人侵犯。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土地与忒拜城一样，是一个具体的地域而非地球；大地母亲也是一个具体城邦的母亲，而不是人类的母亲。柏拉图从未有建立一个“全球理想国”的打算，因为这一理想即便是在一个具体的地域，就已经很难实现。后来罗马时期的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在康帕尼亚设想建立的理想城邦，以及15世纪的柏拉图主义哲学家斐奇诺通过他与匈牙利国王考委努斯（Matthias Corvinus）的友谊，在匈牙利设计的理想城邦，也都是限于具体地域、拥有有限人口的城市。后来人们对柏拉图的“理想国”是集权主义或至少是集权政制的担心，是一种误解。因为理想国的设计并非教条或系统的政治制度主张，而是一种理想政治秩序设想。

　　第一个神话主要是为了说服统治者和护卫者要接受领导和保卫城邦的“天性”（参见《理想国》370b所说的每个人生来就和另一个人不完全一样，人人天性有别），并相信将由此天性而来的职分（参见《理想国》353b所说的任何事物都有其专有作用或功能）用于服务母邦，是他们与生俱来的使命。这些统治者和护卫者不是启蒙运动后普遍认同的被“自然之光”照耀后的“个人”，即理性的、以自我利益和权责优先的“私人”，而是具有自我牺牲精神、对共同体有完全的责任和义务、无私利的“公民或公仆”，他们正是因为这种“无私”而配享“高贵”称号。这里的“高贵”一词，本义是指“出身”好，即因出身或继承自父母的相对优势，苏格拉底将传统的“出身好”，转化为意指天生善于统治、管理和保卫城邦。

　　那么，统治者和战士为什么需要劝说呢？这是因为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不光普通生产者要各安其分，统治者和护卫者也要各居其所，大家都不为私利，而是为了城邦整体的幸福。苏格拉底提醒说，“我们必须注意，我们之所以设置护卫者，目的究竟在于使他们自身尽可能地幸福呢，还是目的在于整个城邦。我们的着眼是要这个城邦充满幸福，而对于这些战士和这些护卫者来说，我们必须既逼迫，也说服他们去做到这一点，即他们应该能够是他们自身所负的任务的最好的匠师，以及对于城邦的其他一切居民来说，情形也是一样；从而，整个的城邦的繁荣昌盛既有保证了，它们每一个阶层也就都能按照各自的天性，共享它们的幸福了。”

　　明白了这点，我们就可以顺理成章地理解第二个神话，即著名的黄金、白银、青铜、英雄、黑铁等人类代际递退神话。这个神话改编自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是说给城邦里所有人听的：虽然所有人都是兄弟，但神造人的时候，在不同的人那里添加了不同的金属，掺入金的人有能力统治，掺入银的人成为护卫者，掺入铜和铁的人成为农民和工匠。神给予统治者最重要的告诫是，要关注后代灵魂中的金属成分，严加守护子嗣，注意根据他们的天赋分配职责，天性不符合统治的人必须被弃置到手艺人或农民中去。如果在手工业者和农民后代中发现灵魂中有金银的人，则要将其选拔进护卫者中，因为如果掺有铜铁的人统治城邦的话，城邦必将灭亡。

　　苏格拉底强调这两个故事都是神话，也就是过去诗人们擅长的事务。诗人作为古代智慧的传递者、人民的教育者，曾经受人尊敬，但柏拉图《理想国》对诗人颇有责难，因为他们不以真理为对象，编造故事，蛊惑民众相信似是而非的事。然而，现在他自己也借苏格拉底之口用神话劝勉统治者和护卫者，甚至要对所有公民讲“人人各有天性，应各安其分”的故事，不是自相矛盾吗？的确，布里松就说，“没有哪个哲学家的立场如柏拉图一样激进，他直言不讳地批判传统神话，并且拒绝接受任何形式的寓意解读。自相矛盾的事情是，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却是扎根于神话之中的（虽然未必是传统神话）。举例而言，理念论是建立在回忆说的基础上的，而在《美诺》中，后者与宗教信仰紧密相连。另外，无论何时，柏拉图只要谈及灵魂，他总会使用神话，他自己编造的来世论神话数不胜数，在《高尔吉亚》《理想国》《斐德若》与《法义》中都可以找到。最后，每当柏拉图试图找寻宇宙、人类与社会的起源时，他也会回到神话之中，在《蒂迈欧》与《克里底亚》中，他都是这么做的。”

　　以上关于“高贵谎言”的两则神话，其实是为了解释“人的自然差异”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安置这种“差异”。在现时代，我们倾向于将个人之间的差异建立在牢固的生物学基础上，将其解释为生物体的基因传递或突变。脑科学研究证明有天生倾向暴力和冷血无情的人，其实也是在追寻差异的自然起源，但这些研究数据都只有统计学意义，而利用这些数据的人，可能会编制新的神话让我们相信：这些天生杀人狂可以被谅解或者需要更多的关照（甚或监控）。如今，我们只是部分相信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人假设，笛卡尔在《谈谈方法》中相信人人都具有“一般理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取而代之的是具有完全类同的理性禀赋因而具有相同的权利和义务的“人”死了，人文学科中作为知识对象和知识客体的“人”也死了。在现代性问题的视域中，“上帝之死和人之消失别无区别”（福柯语），所有人都在一种新的权力话语中被建构。这样看来，《理想国》中这两则神话不过是一种话语建构尝试，而且苏格拉底很清楚这是一种设计、一种安排、一种伎俩。但这何尝不是一种苦心孤诣的教化？这种教化的目的是让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和谐相处，让政治共同体中的成员对共同体生起超越个人利益的关心，为政治制度注入自然属性，而非人工的随意性，激发人们对共同体整体幸福的关注和行动，以弥补公民社会中人们通过计算私利而忠于共同体的弊病。人类除了自我探究、自我教育、自我成就外似乎无路可走，柏拉图的《理想国》就是人类对政治秩序起源及其合理性最初的探究。人类社会本身就是人造物，同时也是自然生成的，它的根源有些模糊，却不是不可探寻。现代动物行为学和政治人类学部分地解释了政治秩序的起源，认为人类政治秩序起源于长期以来人类互助互利的行动在基因传递过程中所起到的筛选作用，结果是善于合作的人、愿意在共同体中分担角色的人的基因被保留下来，而那些没有合作意识和不服从共同体治理秩序的基因被淘汰了。

　　我们是否更满意于这个基因神话，或者也觉得它像个新的“谎言”？这种对个体差异与合作的解释是否让我们可以平心静气地接受差异和政治地位的不同呢？大概不会。因为“基因编辑”成为新的热门话题，我们总想要么天生要么后天地“高贵”起来，高贵作为神话一直未被遗忘，但这与苏格拉底担心的不同。苏格拉底心心念念希望大家记住的，其实是去除简单的、固执的、以私人利益为中心的自我认同，认识到你自己是“灵魂”，是理性本身，意识到人类个体幸福依赖于整体的幸福；只有所有有差别的人一同协作才可以达到整体幸福，“各司其职”不是阶层划分和壁垒的借口，追寻美善而造成的“差异”实为人进德的阶梯。因此，“高贵”不是问题，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理解和安顿“差异”。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