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诗词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许多主题都有其相关的文化要素，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形成某种抒情传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形成模式化的写作倾向。重阳诗词可以说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重阳诗词文化要素的累积
重阳节约始于汉朝。汉刘歆撰、晋葛洪辑的《西京杂记》卷三说，汉时宫中“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令人长寿”。魏文帝曹丕《九日与钟繇书》提到九月九日送菊给钟繇。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亦有对九月九日“佩茱萸，食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近代皆宴设于台榭”等习俗的介绍。可知重阳节的原始核心行为是“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另据南朝梁吴均的《续齐谐记》，东汉费长房曾教桓景九月九日登高消灾，据此可推想重阳登高亦始于汉，南朝梁时已成习俗。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帝王将相、文人雅士的介入，围绕长寿消灾这个生命意识主轴，重阳文化又扩展了许多相关内容。
首先为重阳文化“加料”的是陶渊明及其外祖父孟嘉。孟嘉九月九日参加桓温在龙山（在安徽当涂县）的宴会，风吹落帽，此事被看作晋宋风流之一例，故事在唐以后诗中被高频使用。而陶渊明则既“贡献”了“故事”，也“贡献”了诗歌。《续晋阳秋》等书记录了陶渊明重阳日无酒，白衣人王弘送酒之事。这个故事使后世文人经常围绕重阳有酒无酒做文章。陶渊明诗《九日闲居并序》《己酉岁九月九日作》则确立了重阳诗写季节变化、秋天景象、生命意识、酒祛百虑、菊制颓龄的抒情模式，使酒和菊成为重阳诗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另一个为重阳文化“加料”的是晋宋之交的刘裕。刘裕在彭城，九月九日登项羽戏马台，成为登台的典故。而刘裕登戏马台还涉及谢瞻、谢灵运。刘裕在戏马台为孔靖饯行，百僚赋诗，其中谢瞻的《九日从宋公戏马台》、谢灵运的《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诗》颇受文人关注。“二谢”是宴会的陪客，所赋诗还有阿谀成分，但到后世也被视作“风流”之举。
悲秋叹老主题的形成
随着这些文化要素的累积，古代诗人建构了重阳诗的抒情传统。不过汉魏六朝时期，除陶渊明诗外，有关重阳之佳作甚少。真正出现较大量的优秀作品，还是要到盛唐以后。以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孟浩然《秋登万山寄张五》为标志，盛唐诗人将重阳与思亲怀友、个人身世、生命意识结合起来，辅以具有盛唐特色的意境开阔的写景，创造了若干精彩篇章。《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真切自然、哀而不伤，诗人虽独在异乡，但节却是“佳节”；诗人虽有些孤独，但他所思念的兄弟却是团聚的，个人的孤独有佳节的美好与时代的平安托底，展现了盛唐特有的情调与气象。孟诗亦复如此。“北山白云里，隐者自怡悦”，虽然“愁因薄暮起”，但“兴是清秋发”，对友人说“何当载酒来，共醉重阳节”，淡“愁”的背后是明朗放逸的时代气息。李白的《九日龙山饮》也颇有名：“醉看风落帽，舞爱月留人”，典型的李白风格，失落与孤独中保留着与大自然相融的浪漫。
杜甫诗是唐诗乃至整个中国古代诗歌史的转折，他写了许多重阳诗，最著名的是《九日蓝田崔氏庄》：“老去悲秋强自宽，兴来今日尽君欢。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此诗堪称杜诗影响力和历史地位的缩影，吴农祥甚至说“此诗毕竟杜律第一”（见刘浚《杜诗集评》），它在重阳诗领域，也具有巅峰意义与承上启下的作用。这首诗把生命不永之悲、今日尽欢之意、壮美森严之景完美地融于一体，颈联保留了盛唐诗“笔力既雄壮，气象又浑厚”的典型特征，而全诗的情感主题——悲秋叹老，则为中唐以后特别是宋人诗树立了范式。杨万里说：“孟嘉以落帽为风流，此以不落帽为风流，翻尽古人公案，最为妙法。”（《诚斋诗话》）翻古为新，确为妙法，但是否也可称“风流”则难说，因为孟嘉落帽是洒脱的象征（孟浩然《卢明府九日岘山宴袁使君张郎中崔员外》、独孤及《九月九日李苏州东楼宴》都把孟嘉落帽看作轻松事），而杜甫则是在叹头发短白，忧生命难久。
杜甫还作有一组《九日五首》，第一首：“重阳独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台。竹叶于人既无分，菊花从此不须开。殊方日落玄猿哭，旧国霜前白雁来。弟妹萧条各何往，干戈衰谢两相催。”这些诗都以充沛饱满的情感与近乎完美的艺术，成为重阳诗的巅峰之作，既继承了陶诗的意蕴，如“竹叶于人既无分，菊花从此不须开”，即化自陶渊明“尘爵耻虚罍，寒华徒自荣”，又融合时代、个人因素加以创新，其主题也对后世重阳诗产生了深远影响。
杜牧作有《九日齐山登高》一诗，曰：“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可见杜甫之后的重阳诗，即使出于风流俊爽的杜牧，也充满对尘世的失望，虽有放达之情，终出于理性思考，并非真正发乎自然的快乐。
情感内容与抒情手法的模式化
宋代是重阳诗词的高产期，相关作品的情感内容与抒情手法渐有模式化倾向。首先，诗中的情感基本上承杜甫、杜牧余绪，愁多乐少或以乐压愁。宋祁的《九日置酒》说：“秋晩佳辰重物华，高台复帐驻鸣笳。邀欢任落风前帽，促饮争吹酒上花。溪态澄明初毕雨，日痕清澹不成霞。白头太守真愚甚，满插茱萸望辟邪。”陈衍《宋诗精华录》评此诗说：“九日登高，不作感慨语，似只有此诗。”
宋人感慨的主题，一是杜甫式的悲秋惜时叹老，如司马光《和明叔九日》：“不奈衰须白，羞看朝鉴明。聊凭佳节酒，强作少年情。雨冷敝裘薄，风高醉帽倾。如何不行乐，况复值秋成。”祖择之《九日登袁州宜春台》：“落帽佳辰又到来，黄花烂漫为谁开？已经多岁衰容改，更被无情急景催。”苏轼《九日次韵王巩》：“我醉欲眠君罢休，已教从事到青州。鬓霜饶我三千丈，诗律输君一百筹。闻道郎君闭东阁，且容老子上南楼。相逢不用忙归去，明日黄花蝶也愁。”这些诗都是感叹时光流逝，为乐也是强作欢笑。
二是王维式的思乡怀人。郭祥正《九日登北楼示客》：“九日登高可强欢，听歌莫放玉杯干。黄花烂漫宜新酒，白发稀疏落小冠……故乡万里知何处，更凭朱栏向北看。”傅察《九日次韵邢子友》：“侧身西望涕沾翰，黄菊丹萸又满栏。遍插定应怜我远，从游谁复尽亲欢。年过骑省悲秋易（骑省指潘岳，潘岳写《秋兴赋》时32岁），贫似司空乞酒难（司空图《重阳四首》之三有“黄菊新开乞酒难”）。何日故园鸣雁侣，醉归松竹挂衣冠（孟浩然《卢明府九日岘山宴袁使君张郎中崔员外》有“烟虹铺藻翰，松竹挂衣冠”之句）。”这些诗歌都表达了诗人在重阳日对亲人的思念。
除了悲秋叹老、思乡怀人外，宋人作品中又增用了“二谢”这个诗料，陈师道《和李使君九日登戏马台》曰：“登高能赋属吾侪，不用传杯击钵催。九日风光堪落帽，中年怀抱更登台。江山信美因人胜，萸菊逢辰满意开。二谢风流今复见，千年留句待公来。”黄庭坚《定风波·次高左藏使君韵》下片曰：“莫笑老翁犹气岸。君看。几人黄菊上华颠。戏马台南追两谢。驰射。风流犹拍古人肩。”其实“二谢”戏马台写重阳诗时是没什么风流可言的，但宋人乐于以此增加一点自己过节的风流色彩。
宋朝有关重阳之作最著名的是潘大临的一句“满城风雨近重阳”，诗人因催租吏至而只作得此句，后来很多人为其“足成之”。只是因有“满城风雨”定了调，这些诗也多言忧伤，如南宋末年蒲寿宬《近重阳作》说：“满城风雨近重阳，梧竹萧萧欲断肠。敢望白衣来送酒，拟将黄菊去为粮。系萸安得山堪避，落帽岂无人在旁。千载风流心独会，饮泉亦足慰凄凉。”诗中汇集各种重阳典故，表达了南宋将亡时一位下层官员的深切哀伤。
元明清时期，重阳诗词创作大致仍沿唐宋传统加以发挥。元朝张养浩《九日》诗曰：“一行作吏废欢游，九日登临拟尽酬。诗有少陵难着语，菊无元亮不成秋。云山自笑头将鹤，人海谁知我亦鸥。幸遇佳辰莫辞醉，浮云今古剧悠悠。”“诗有少陵难着语”一句，非常清楚地点出了元明清人难以开拓的困境。
通过这些重阳诗词，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古代节令诗词因与时间、季节推移有关，故多生命意识。古代诗词在某个主题上，往往有文化累积和文化拘束双重现象，文化累积常常与名人、特殊事件有关，而文化拘束则与好古崇古传统有关。前者让某一主题的写作随时间推移而增枝添叶，后者则使该主题的写作变得模式化、类型化，进而渐趋僵化。当代旧体诗词创作，如何既接续某些古代抒情传统，又写出时代和个人特色，需要写作者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在文学实践中大胆探索，积极尝试，开拓新路径。
（作者单位：深圳大学人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