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致而言，人文学术传统上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历史学和语文学的研究，另一类是哲学和神学的研究。相对来说，前一类是理性和科学的学术研究，而后一类则是教条的、经院主义式的神学和经学研究。但是，在现代人文科学学术体系确立之后，包括哲学、神学和宗教研究在内的诸多人文学科，都必须是历史学的和语文学的研究，亦即理性的和科学的学术研究。
勒南：语文学成就的现代人文学者
1848年，年仅25岁的法国宗教学家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 1823—1892）曾经这样说过：“现代精神，即理性主义、批判主义、自由主义，是和语文学在同一天诞生的。语文学家是现代精神的奠基人。”勒南自称是“本能的语文学家”，别人则称他是西方“现代性的化身”。他是19世纪最著名的法国人文学者之一，在古典语言（闪米特语）、早期基督教起源史、神学、哲学、政治理论和东方学等多个领域，都有许多重要的发明和成就。他的著作，如《语言的起源》《耶稣传》《基督教起源史》《以色列人史》《伊斯兰和科学》《科学的未来》等，都是具有深远影响力的人文巨著。然而，能把勒南造就成为一名杰出的现代人文学者、思想家的不二法门，无疑就是他终生服膺的语文学。
勒南的家乡是法国西北部布列塔尼地区一个名叫特雷吉耶（Treguier）的小镇。他成长于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中，从小接受天主教信仰的熏陶和天主教神学的培育，从家乡到巴黎，一直在修道院中接受神学的训练。因其自小天资出众，故受到了教会的器重和众多神学大师的重点培育，他自己也以成为一名天主教牧师为人生天职。可是，随着于天主教神学学术训练上的不断深入，他对世俗的语言、哲学和历史等人文知识的理解也不断深化，逐渐在宗教信仰、神学与科学理性、自由意志之间产生了认知上越来越严重的冲突。尤其是当他将他最为崇拜的德国学术传统中的历史批评（Historical Criticism）和高等批评（Higher Criticism）等语文学方法用于对《圣经》的文本研究时，这种冲突就变得愈发不可调和，甚而直接导致了他对上帝和耶稣信仰的瓦解，使他最终脱离了天主教教会，成为一名世俗的语文学家。
勒南对《圣经》的文本语文学研究表明，《圣经》并不是上帝的福音，耶稣也不是上帝的儿子，他更像是一位历史人物。不论是旧约还是新约，其不同的章节都应该是由某一位特定的作者在不同的时间段内分别写成，它们所传达的福音、教条，讲述的故事、历史，使用的语言、神话和象征等，都不是一以贯之、无懈可击的。相反，它们出自不同的作者之手，源自不同的时代和社会文化背景，它们都应该是语文学家们研究的对象，对其意义的发掘和正确诠释也都只是语文学家们才能做到的事情。
显然，语文学将勒南从一位虔诚的天主教信徒改变成为一位以理性主义、自由思想和批评精神为标志的现代人文学者。语文学的《圣经》和宗教研究，最终推翻了天主教神学的权威，打破了天主教教条强加于人的精神和思想束缚，它不但给勒南个人以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使神学（宗教）和哲学研究转变为一门科学、理性的人文学科，而且更为世界开辟了一个理性、自由、独立和富有批判精神的新时期。毫无疑问，勒南当年主张的现代精神，既是语文学的基本精神，也是现代性最基本的原则和最重要的标志。
斯宾诺莎：把语文学的真理性筑基于科学之上
其实，自古典时代开始，《圣经》研究就是一种典型的文本语文学研究，对《圣经》旧约、新约的希伯来文、希腊文和拉丁文文本的厘定、注释和比较研究，是古典时代语文学实践的重要内容。正如对《荷马史诗》的注疏是亚历山大时代语文学最重要的传统一样，对《圣经》的注疏是基督教学者之语文学实践的典范文体。而进入中世纪之后，以文本语文学为主要方法的《圣经》研究则被经院哲学控制下的以寓意来解经的方法所取代。人们以为《圣经》的精神并不隐藏在文本之下，而是体现在文本之中，从《圣经》的文字中看到的应该是多层次的意义，而灵性的意义则远比字面的意义重要。经院主义影响下的解经方法更重视神学、讲道和修行，语文学则被置之脑后。然而，最终能够打破中世纪经院哲学、神学对人类思想施加的束缚和桎梏，实现对人类精神的现代性启蒙的却依然是语文学。
显然，现代性和现代主义精神的出现远早于勒南的时代，它的先驱者中曾有一位与勒南有类似经历的语文学家，他就是伟大的启蒙思想家、荷兰哲学家、神学家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 1632—1677）。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是西方现代性的一个宪章性文件，它被当代著名的语文学倡导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谢尔顿·保洛克（Sheldon Pollock）先生称为《语文学政治论》，因为它的核心正是相信以语文学的方式阅读《圣经》能改变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并由此塑造出一个公正的民主政体。作为17世纪最伟大的理性主义哲学家，斯宾诺莎的启蒙思想同样来源于他用语文学、历史学的方法来阅读和解释《圣经》，即把《圣经》及其所传福音、教条作为一部世俗的语言和历史文献来研究。他认为《圣经》的学问只能从经文中去寻找，故语文学是解读《圣经》、展现《圣经》原貌的唯一正确的方法。
斯宾诺莎把语文学的真理性筑基于科学之上，认为语文学方法与诠释自然的方法是完全一致的，而后者就在于构建一种自然史，并从中获得对于自然事物的定义。《圣经》的每一个段落一定都存在一个真实的含义，对这个含义的发掘即要考察它是如何组织其语言的，要了解《圣经》经文作者所思所想的本性。为此，读者必须将自己的心灵从对神学的成见和视人为虚构的东西为上帝之教诲的盲目中解放出来，我们既不能盲目地接受他人（历史先辈）的诠释，也不能根据自己的意志或前见改变经文的含义。因此，对《圣经》的语文学的阅读，不仅要求我们去除全部前人的可能解读，而且还需要我们彻底摒弃读者自身。正是这种对《圣经》的语文学阅读方式，致使两千余年来神父式的以及其他任何方式的《圣经》阅读全部黯然失色，这是语文学意义上的一场重大革命，它使过往一切曾被尊崇的宗教观念、教条和见解都烟消云散。
语文学与宗教研究：现代人文科学源头活水
其实，斯宾诺莎和勒南等人提倡的这种《圣经》阅读、诠释和批评方式，不过是最基本的现代语文学方法。《神学政治论》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第一次对用于以《圣经》研究为主体的神学和宗教研究的语文学方法的一套完整协调的程序作了非常清楚的说明。斯宾诺莎认为对《圣经》和其他宗教经典文本的好的语文学阅读，要求读者必须尽可能熟稔文本的原始语言，了解文本传播的历史及其当下的整理和厘定程度，要熟悉文本体裁的显著特征和文本的经典化过程。斯宾诺莎还认为，对文本意义的理解不应该依据教条，而是要根据对文本本身连贯性的话语分析，对文本内和作者其他著作中那些所有有助厘清晦涩之处的相关段落的整合，乃至对历史语境的重构，对作者相关传记及其写作意图的历史局限性的分析，对原始读者的特性以及他们的思想世界的了解，以及所有相关文本的比照等。直到今天，上述由斯宾诺莎主张的对《圣经》“好的阅读”依然是我们从事宗教研究、研究《圣经》一类的宗教经典文献的相对更正确的学术方法。
斯宾诺莎、勒南等人对《圣经》的语文学解读是对那些依靠着阐释肆意行使社会和政治权力之神学家和教士们的有力抵抗，所以，语文学是打破神学和神权统治的武器，它所代表的科学理性、自由意志和批判精神打开了西方现代性的大门。勒南称语文学是关于人类智慧产物的精确科学，甚至它就是科学精神本身，15世纪以来人类所取得的很多发展，都可归功于语文学的精神。语文学广泛探讨各类问题，其对学者的奉献精神也有着非常高的要求，因而可以说，语文学是现代学术研究的最高形式之一，是现代性的先锋学科。语文学家曾经周身洋溢着一种无懈可击的学术光环，人文领域似乎没有语文学家不能完成的任务。语文学不仅是进行宗教研究的正确方法，而且语文学的宗教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对宗教本身产生了巨大影响。从瓦拉（Lorenzo Valla，1406—1457）对《君士坦丁堡之赠礼》的真实性的否定，到晚近人们发现《古兰经》中有关说法是对其阿拉伯文本的误读，甚至属于有意篡改等，都是语文学的宗教研究足以深刻影响宗教教条和实践的典型例证。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宗教研究发展迅猛，其重要性也越来越得到显现和证明，但迄今为止，我们却没有办法确信已有几百年历史的宗教研究是否真的可以称得上是一门“科学的学科”（discipline of science）。今天的宗教研究是否真的具备足够的理性、自由和批判等现代精神，或者依旧还停留在对宗教威权及教条的服从和对宗教思想及教义的欣赏、解释和宣传上，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刻反省的大问题。显然，即使是那些曾经高举语文学大旗的宗教学者，也没有能够完全超越他们所处时代的社会环境和时代精神（Zeitgeist）对他们的束缚。对于斯宾诺莎而言，《圣经》的真实含义实则就是那些符合他自己的哲学思想的含义。而勒南对语文学和历史批评的本能的热爱使他得以成功地摆脱了天主教教会和神学对他的思想和精神的束缚，但他的很多关于语言、民族与种族的研究和观点，如对犹太民族和闪米特语言的贬低、对“天堂的语言”——所谓印欧语的热衷，以及他的“人类种族等级制”（racial hierarchy of peoples）理论等，实际上都背离了他所热情倡导的语文学精神，明显折射出那个时代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思想对他带来的深刻影响。
今天，作为现代人文科学之源头活水的语文学淡出我们的学术视野已久，人文科学早已被明确地划分成文史哲和宗教学研究等不同学科，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区域研究取代了传统的文本语文学，具有更强诠释性、普遍性的理论范式渐渐占领了人文学界，语文学被不断边缘化，乃至被人们遗忘。与此同时，和语文学同一天诞生的现代精神，即理性主义、批判主义和自由主义，亦与人文学术渐行渐远，它似不再是现代人文学者与生俱来的精神基因，这是一种学术和思想的倒退。因此，我们倡导人文学科回归语文学传统，而宗教学研究无疑更须回归语文学。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