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禅宗为代表的汉传佛教之所以能与藏传佛教交流乃至相融，当然有赖于彼此之间在教法理趣、修习手法上有高度的相似性与亲和性，但更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因素便是经典的翻译。有了文本的翻译，对另一方经典之接触学习、理解阐释、比较讨论等才有了可能。因此，继续推动汉藏佛教经典的翻译工作有着巨大的价值和意义。

　　作为印度大乘佛教中国化之产物的禅宗不但在汉传佛教内部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实际上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地域对藏传佛教产生过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并通过与后者的交流、互动，形成了禅密双运、汉藏圆融的诸多修习法门，在汉藏佛教交流史上留下了辉煌的篇章。

　　吐蕃时期的汉藏交融

　　众所周知，吐蕃僧诤是汉藏佛教交流史上的一段著名公案，对于该公案的历史真相，学术界众说纷纭。尽管汉地禅宗的代表人物摩诃衍及其教法在藏传佛教后弘期被不断妖魔化，关于摩诃衍辩败的叙事传统逐步定格为藏传佛教对汉传佛教的主流认知，但随着对敦煌古藏文禅宗文献和吐蕃时期的判教文书《禅定目炬》等材料的研究不断深入，我们不难发现，禅宗实际上对吐蕃时期的藏传佛教产生过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

　　首先，虽然作为吐蕃僧诤叙事主要来源的《巴协》为摩诃衍及其禅法定下了负面的基调，但其中的描写也侧面反映出摩诃衍的“顿门派”禅法在当时的吐蕃曾风靡一时，从学者甚众，以至于和“渐门派”共同构成了吐蕃佛教的两大阵营。其次，从敦煌藏文文献来看，包括《二入四行论》《楞伽师资记》《七祖法宝记》《顿悟真宗金刚般若修行达彼岸法门要诀》《顿悟大乘正理决》等许多早期禅宗典籍均被翻译成藏文并在藏传佛教内部广泛流通，而旧译密咒的著名上师努钦·桑杰益西所造《禅定目炬》中大量征引的藏译禅宗文本也可佐证这一事实。与藏土后世对摩诃衍禅法的负面认识相反，努氏在该书中给予了摩诃衍禅法相当正面的评价，并将其地位置于“渐门派”之上，这显然是努氏接触并研习大量的藏译禅宗文本后才得出的相对客观而全面的结论。与此同时，禅宗对藏传佛教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文本的翻译与流通，其修习法门已与藏传密法产生交融。例如，在一些敦煌藏文文本中，我们已明确看到，其中不但运用了摩诃衍一系禅法中的名相和譬喻，并且还将藏传旧译密咒大瑜伽（Mahāyoga）的核心修习“三等持”与北宗禅的“观心”禅法无间融合，甚至还将保唐派禅法的“三句义”稍加改动来指导大瑜伽的“无分别”。这些文本或以禅宗教法来注疏大瑜伽修习仪轨，或以大瑜伽修习来配合禅法的次第，无论如何，其中禅密交融特征已非常明显。

　　由上可知，文本的翻译为禅宗教法在藏土的传播及其与藏传佛教的交融提供了必要的基础，随着藏传佛教“黑暗期”的到来，藏文禅宗文献的流通和传承逐渐停止，后弘期的学人已无法细致入微地了解汉土的禅法，《巴协》中异端化摩诃衍的一家之言成为藏土学人认识和评价汉土禅法的唯一来源，在一边倒的“反和尚”风气下，汉藏佛教的积极交流一度陷入停滞。

　　西夏时期的汉藏交融

　　尽管如此，禅宗却在此后的岁月中与藏传佛教重逢于西夏。从黑水城出土的大量汉文、西夏文佛教文献来看，汉传与藏传两系佛教都曾传入西夏，二者并行不悖甚至相互交融，此中，特别以禅宗与藏传旧译密咒的大圆满和新译密咒的大手印之交融最为突出。就存世的西夏文文献来看，大圆满心部的“前译五续”“后译十三续”中的绝大部分连同心部祖师毗卢遮那的传记均被翻译成西夏文，冈波巴一系的达波噶举大手印文本也有不少西夏译本，同样被翻译成西夏文的还有汉土圭峰宗密的《禅源诸诠集都序》、洪州禅一系的文献等。经由文本的翻译，汉藏两传佛教以西夏文为桥梁，再次相互融贯。例如，在西夏文的《心地法门》中即引用《禅源序》以及藏密大圆满心部本续《遍作王续》以圆融九种不同根器的行人所作之顿渐修习。此外，同时以汉文形式收录于《大乘要道密集》和以西夏文形式保留在黑水城文书中的大手印文本同样体现出禅密、汉藏圆融的特色，尽管这些文本并没有直接引用禅宗文献，但从其遣词造句来看，可以见到大量禅宗语汇。它们的集、传、译者无疑具备扎实的禅宗基础，身为“桥梁”而跨越多语种的论师在编译、纂述这些文本时，可以无需重新生造名相而直接顺理成章地熟练调用自身储备的禅宗语料库来对译大手印法的藏文名相。

　　实际上，除上述原因外，禅宗之所以能与大圆满、大手印在西夏彼此交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三者在教法特质上天然具备相互的亲和力，三者在“离诸作意”“现见自心本来面目”方面具有诸多高度相似的手法，它们的旨趣都在于导引行者直证言语道断、任运圆成的本觉境界。因此，在西夏活动的藏传佛教上师在大圆满、大手印的翻译及义理阐释与发挥上借助禅宗的相关理念和表述模式便是水到渠成之事，最终呈现的西夏文或汉文论书可谓禅味醇厚，文辞华美而法义晓畅。

　　经典互译

　　数个世纪之后，在当今科技飞速发展、信息化程度日益加深的时代，各民族之间的信息共享、文化交流有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平台，汉藏佛教交流的古风也随之继续绵延增盛。近年来，藏文佛典的汉译工作已取得可观的成绩，而汉传佛教古籍的藏译也开始有了重大的突破性进展。2018年底，藏传佛教宁玛派学者翻译的禅宗经典《六祖坛经》由云南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这是《坛经》的首次藏译。该书出版后，迅速在藏区各教派的佛学院流通并引发强烈反响。譬如，藏传佛教觉囊派佛学院的师生们一致认为，《坛经》中所讲的见地与觉囊派自宗所宣说的他空大中观见地不谋而合，而该书说理之精妙与通透让他们颇为赞叹。通过对该藏译本的学习，不少学僧甚至萌生了学习汉语以便研习更多汉传佛教古籍的强烈愿望。由此看来，《坛经》藏译本的完成、流通与讲授学习无疑是一个极好的新开端，它成功地为藏传佛教僧侣了解与学习汉传佛教打开了一扇难得的窗户，也为汉藏佛教文化的交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汉藏两传佛教是印度大乘佛教在我国绽放的两朵绚丽的花朵，它们在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下逐渐形成了各自的特色。汉藏两民族的交流往来从古至今一直延续，两传佛教也随之而互通互融。前文所讨论的案例远不能涵盖整个汉藏佛教交流史，笔者只是选取了禅宗与藏传佛教的交流互动来呈现其冰山一角。从以上讨论来看，以禅宗为代表的汉传佛教之所以能与藏传佛教交流乃至相融，当然有赖于彼此之间在教法理趣、修习手法上有高度的相似性与亲和性，但更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因素便是经典的翻译。有了文本的翻译，对另一方经典之接触学习、理解阐释、比较讨论等才有了可能。因此，在当今各民族之间文化交流日益深入的背景下，汉藏佛教的互动融通理应打开新的局面，继续推动汉藏佛教经典的翻译工作有着巨大的价值和意义。

　　显然，这一翻译工作绝不应是单向的，而应是双向的互译。具体而言，互译工作首先可从作为佛教之本的《大藏经》入手。鉴于藏、汉文《大藏经》收录的经典各有缺失的现状，我们需基于目录的核查比较，逐步开展二者的互补性翻译，最终实现两系《大藏经》均成完璧的目标，为佛典之存续和相互参考提供良好的基础。其次，应努力推动汉藏两传佛教之祖师所造论典的互译。在继续开展藏传佛教各派其显密著述的汉译工作的同时，我们应该借由《坛经》藏译这个良好开端，进一步将汉土禅宗乃至华严、天台、净土、律宗等各宗先贤之著述陆续译为藏文。在上述两项工作的基础上，通过对这些互译成果的学习、比较研究与交流讨论，深化两传佛教的相互理解，促进彼此的交汇圆融。无论从学术研究还是汉藏文化交流的角度，这都具有重大而长远的意义。毫无疑问，面对这样颇具挑战性的任务，相关专业人才的投入是以上构想得以落实的必要前提，从业者应熟练掌握梵藏汉等语言文字，且具备较高的佛学研究素养。因此，高校等学术机构与佛教团体可以形成良好的合作，致力于翻译与研究人才队伍的培养与建设，共同完成这一使命。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