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认知语言学（Critical Cognitive Linguistics）又称认知语言学的批评话语研究（Cognitive Linguistic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CL-CDS）。关注话语、认知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是近十年来兴起的一个多学科交叉研究领域。日益增多的研究表明，批评认知语言学已具雏形，受到包括英国、美国、欧陆和中国等地学者的诸多关注，发展势头不容小觑。

　　理论观点具有兼容性

　　批评认知语言学，顾名思义，是批评话语分析，或者更广泛意义上的批评话语研究与认知语言学的交叉融合。这一融合可溯源至两个方面：批评话语分析学者对传统研究的视域和方法的诟病，以及认知语言学家对语言使用的社会因素逐渐增多的关注。在这一过程中，影响较大的学者包括范戴克（T. A. Van Dijk）、威多森（H. G. Widdowson）、奥哈罗兰（K. O’Halloran）、奇尔顿（P. Chilton）、莱考夫（G. Lakoff）、查特里斯-布莱克 （J. Charteris-Black）、哈特（C. Hart）、凯普（P. Cap）等。但是，他们批判批评话语分析的方法比较单一，研究视域相对狭窄，结论主观色彩较重，当然他们也试图引入新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与研究工具。范戴克在1998年将认知的概念引入意识形态分析；莱考夫在1996年运用其创立的认知隐喻理论，分析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政治话语中的认知基础；2005年奇尔顿提出认知是批评话语分析中缺少的一个链条，并据此建构了话语空间理论；哈特于2013年提出认知语言学的批评话语研究这个术语，并逐渐引入心理学研究范式，开启了批评认知语言学的“实验转向”。

　　批评认知语言学理论观点的兼容性源自其跨学科的本质特征。认知语言学研究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形成于90年代早期，是从认知的视角研究语言的一种“运动”或“方法”。认知语言学的主要特征体现在五个理论假设中，即具身认知、百科全书式的语义学、意义即概念化、象征性假设和基于使用的假设。这些假设的基本观点是：语言所依赖的大多数概念系统来自我们的身体与物理世界的相互作用，或我们在观察中获得的经验。在话语中，词汇和构式作为提示能够唤起一系列的概念结构，征用储存在长期记忆中的背景知识，从而产生主体间共享的心理表征。

　　批评话语分析主要聚焦语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批评话语分析并不批判话语分析的其他理论与方法，而是批判通过话语建制的社会关系。批评话语分析的目的是发现话语实践中有问题的属性。因此，批评话语分析本质上是语言、符号和话语分析的一个共享视角。

　　作为两个研究领域的融合，批评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既涉及语言所隐藏的主导、歧视、权力和控制的结构关系，也探讨语言作为象征的、概念化的、具身的符号在话语中的表征和功能。一言以蔽之，批评认知语言学探究人们理解话语包含的认知—符号的过程，以及在构建知识与行为合法化的过程中这些认知—符号所起到的作用。但是，不同于其他批评话语研究（范戴克的研究除外），批评认知语言学强调意义建构的概念本质，关注言语使用及其引起的相关联的概念结构，并进一步延伸至这些概念结构在话语语境中所承担的意识形态或合法化的功能。其最终目的是模拟具体语言用法唤起的概念化，以揭示这些概念化的意识形态和（非）合法化的潜能。批评认知语言学的兴起一方面反映认知语言学研究的“社会转向”，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批评话语研究的“认知转向”。

　　研究视角具有多样性

　　批评认知语言学研究视角的多样性主要体现在研究对象、理论依据、阐释视角的多样性上。首先，批评认知语言学打破了批评话语分析对政治性话语近乎排他性的关注，将研究对象扩大至环境话语、疾病话语、企业话语、危机话语等多样化的话语范畴。

　　其次，认知语言学研究的各种视角和理论为批评话语分析提供了一组“工具”，如图式理论、心理空间、概念隐喻理论、篇章世界理论、认知语法，以及认知诗学等理论和概念。这些单个的工具，或者数个组合起来，均可成为一个研究视角。

　　再次，批评认知语言学的阐释视角既包括语言产出，也提倡语言的理解与接受。传统的批评话语研究，包括早期的批评认知语言学研究，大多是基于语言产出的视角，侧重话语生产者如何建构话语、如何实现预期的认知—语用效应。这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话语消费者的感知与接受程度。近几年的研究表明，批评认知语言学不再拘泥于语言产出的视角，转而在话语建构策略质性分析的基础上，研究听读者在理解与接受话语时的认知规律及其所产生的影响，探究批评话语分析中所缺乏的“阐释多样性”（interpretative diversity）的问题。尽管目前从这个视角入手的研究还很少，但是不难看出，话语的理解和接受视角已经成为批评认知语言学研究的风向标。这不仅是长久以来学者们的批判过分注重话语建构过程的结果，也是对互证性研究方法呼唤的回应，更是批评话语分析这枚硬币不可忽视的另一面。

　　研究方法具有互证性

　　批评认知语言学主张采用三角测量法（triangulation），强调在分析中使用多种手段，通过汇流的证据对结果进行多方验证。三角测量在批评话语分析中使分析解释更加客观、合理。批评认知语言学的互证性研究方法主要有语料库辅助分析、民族志、问卷调查等。

　　其中，语料库是较早引入批评认知语言学的实证方法，研究领域主要在批评隐喻分析。“隐喻识别程序”（MIPVU）和“隐喻的情景分析”（Metaphor Scenario Analysis）是这方面研究的重要成果。另外，趋近化理论将语料库与话语空间理论结合，研究话语产出的认知语用修辞效果，也受到较多关注。已有民族志方法的批评话语研究，主要集中在新闻话语机构的语言管控与话语产出的意识形态过程。

　　问卷调查属于心理学实验范式，在批评认知语言学中对语言理解与接受视角的研究起到重要作用。进行这方面研究的主要是英国学者哈特。虽然此类研究屈指可数，却开创性地为批评认知语言学的三角互证范式提供了一条进路。

　　发展趋势具有拓展性

　　批评认知语言学是一个新兴的多学科交叉研究领域，因此，在逐渐完善和发展过程中，研究趋势具有明显的拓展性。目前批评认知语言学研究的话语类型主要是新闻话语、政治话语、机构话语、环境话语等，随着认知语言学与文学研究的融合，认知诗学的奠基人之一斯多克维尔（P. Stockwell）提出的“肌理”（texture）和“共鸣”（resonance）等概念，也为话语的读者反映提供了新的解读视角和理论支持。那么，可以预测的是，文学文本中潜藏的意识形态和社会认知模型，特别是反映不平等与歧视的文学文本，也将自然地进入批评认知语言学的研究疆域。

　　另外，不断丰富的认知语言学研究手段，如眼动仪、脑电图、多功能近红外光谱仪等在线语言加工监测工具的应用，也将惠及批评认知语言学对话语感知与反应的在线加工机制研究。这必将进一步推动研究的“话语消费者转向”和“实验转向”。后者也是对第三次认知科学浪潮所强调的“混合心智”的呼应。美国哲学家罗兰兹（M. Rowlands）在The New Science of the Mind: From Extended Mind to Embodied Phenomenology 一书中指出，“混合心智”即人类的心智是大脑、身体和环境的混合的（amalgamated）产物。这启发批评认知语言学的研究可借助心理学和神经科学试验，拓展至人类认知、思维、情感与社会机构和社会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同时，在研究方法方面，最新的研究表明，采用听读者反映的分析框架，通过有声思想法、内省言语报告、眼动等心理学研究范式考察控制环境下诱导出的语言，探讨听读者对说写者的可信度（ethos）感知，对文本逻辑性（logos）的阐释过程以及听读者在话语理解中所唤起的情感（pathos），将能够提高批评话语研究“三角论证”的水平。

　　值得关注的是，本土化研究也将进入批评认知语言学研究的视域。目前相关的实证和实验研究数量较少，且研究的话语语类几乎全属印欧语系，少量研究涉及同一事件话语的汉英表征差异。汉语话语的批评认知语言学研究缺位，本土化研究将在批评认知语言学界增加“中国声音”，同时也将为丰富和推动整个研究领域的发展作出贡献。

　　（本文系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多模态视域下美国智库话语的江苏形象构建研究”（2017SJB205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