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以家畜、禽类、昆虫类比、推理人类社会事物的思维方式就已十分常见。这种哲学思维反映了人类社会与自然互鉴、师法自然的一种认知方式，反映在语言符号层面，对汉语构词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以“鸡”为例，我们可以分析这种认知方式对现代汉语新出词语构词的影响。

　　同形词反映出典型认知方式

　　近年来，家长对孩子的学习投入大量财力、人力、精力，以期孩子出类拔萃的行为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具有了话题性。新的社会行为和社会现象催生新的概念，概念定名使“鸡娃”一词出现，使“鸡”发展出了动词性，并生发出了新义。

　　现代汉语中的新词“鸡娃”出现之前，河州方言里一直存在“鸡娃”这个词，义为“鸡”，兼指“小鸡”。河州方言里的“鸡娃”与现代普通话新词“鸡娃”构成一对同形词。从构词模式来说，河州方言中的“鸡娃”是一种类比构词：当地人将与人类关系密切且体型较小的家禽、牲畜视为家庭成员，与自己的孩子等同视之，同称为“娃”。这体现出一种人与动物相互依存、亲密相处的类比思维。类似还有“猫娃”“猪娃”等。如果以三五十年为一个观察时段，会发现作为构词语素的“娃”语素义逐年虚化。这种现象与汉语词汇史上某些双音节词的后位语素逐渐实词虚化、发展为派生后缀的现象一致，反映了河州方言词汇的一种变异现象。

　　现代汉语新词“鸡娃”虽然与河州方言中的“鸡娃”共用同一形式，但二者并无关联，前者是类比思维在构词模式上的反映，现代汉语中的“鸡娃”则是推理思维在构词模式上的反映。类比一般聚焦的是静态的物理，而推理往往关注的是动态的事理。此外，二者实现认知的路径有所不同：河州方言里的“鸡娃”在认知方向上是从“娃”到“鸡”，体现了从“我”出发、观照世界的认知观；而现代汉语新词“鸡娃”在认知方向上则是从“鸡”到“娃”，体现的是一种从“物”观“人”的认知观。

　　类比和推理都是人类在社会与自然互鉴中的典型认知方式，在先秦词汇中就已常见。时至今日，这种认知方式对汉语新出词语的构词模式仍然有潜在的影响。

　　类比思维较推理思维常用

　　与同处家禽范畴的“鸭”“鹅”相比，“鸡”的构词能力很强，这可能与鸡驯化时间长及其强大的社会功能有关。典籍对“鸡”的社会功能有详细记载，特别是传统礼俗方面的，限于篇幅，不再赘述。笔者对以“鸡”为核心语素的词语做了一个粗略统计，发现从词量来说，类比构词模式比推理构词模式发展得更为充分。这种词量上的差异可能跟智力劳动上的难易程度有关：类比思维较为形象，在智力劳动上较容易达到，所以概念化起来较为容易，因而词量较大；而推理思维较为抽象，耗费的智力劳动较多、耗时较长，所以词汇层面的产出相对有限，因而词量不大。

　　与高位范畴类比。一些对身体部件的命名在家禽、牲畜中具有通用性。类比构词模式下，一些词语是按照“整体+部件”这种模式生成的，因此前后语素具有语义上的领属性，可以理解为“鸡的……”，如鸡爪、鸡胗、鸡架等。这类合成词在意义上具有二指性：既可以指生鸡的具体部件，又可转指经加工后的熟食菜名。由于结构松散，其中的大部分都能被“鸭”“鹅”等同范畴词语替换，一些双音词如“鸭绒”“鹅绒”“鸭掌”“鹅掌”等中的“鸭”“鹅”均不能被“鸡”替换。这说明家禽范畴内部成员在社会功用方面存在差异性和互补性，需在语言层面体现、区分。这类组合中部分如“鸡肋”“鸡头”等均有较为抽象的类比引申义。

　　与同位范畴类比。“鸡”常常与其他禽鸟家畜类同位范畴的成员对举出现，形成并列结构，如“鸡犬”“鸡豚”等。但这些同现的双音节词对句子的依附性较强，词义需要在句法环境中才能激活，独立成词能力较差，并未发展为现代汉语中的双音节词。

　　与山川自然类比。这一类主要体现在历史地名上，观物取象，如 “鸡鸣关”“高鸡泊”“鸡项关”等。据笔者查阅，有“鸡”出现的地名几乎都是历史上有名的战场、军事要塞、边疆，地势复杂、地形险要，其中一部分成为现在的佛道修行胜地。古人将“鸡”与山川地貌建立关联，体现的是一种自然、社会、物、我系统关联的认知方式。

　　由鸡到人的情状推理。推理构词模式下生成的词语量较少，如“鸡睨”“连鸡”“伏鸡”等，独立成词能力也较差，词义需要依附句法环境来激活。一些成语和俗谚由于其结构和意义的完整性，世代相传，逐渐沉淀下来，具有了与词相当的功能，如“鸡犬升天”“割鸡焉用牛刀”等。

　　从以“鸡”为核心语素的词语来看，以鸡喻理是古人的惯常思维。这说明人与家禽的长期共存丰富了人的认知，以熟悉的事物由浅入深地说明问题，合理贴切、通俗易懂，使人类社会的交流更加顺畅、有效。

　　传统构词模式在继承和创新中发展

　　鸡的驯化、饲养已有三千多年历史，经史子集中不乏对“鸡”的记载和描写。古人对鸡的认识之深入几乎与今人没有差别，如《齐民要术》中详细地描述了鸡的饲养过程。

　　认识每有推进和深入，语言层面就每有累积。近年来，“鸡汤”“鸡血”“鸡娃”等以“鸡”为构词语素的新词新语涌现。其中，“鸡娃”这个词是以“鸡”为核心语素的词群在构词模式上的一个创新性发展。应该说，“鸡汤”“鸡血”的新义对新词“鸡娃”的出现有启动效应，“鸡娃”是种集励志（喝鸡汤）、精神振奋甚至亢奋（打鸡血）等特点于一体的行为，是还需要“伏鸡”一样坚忍不拔、极具自我牺牲精神的母爱品格来支撑的一种行为。“鸡娃”将“鸡”的性情这一隐含义素与人类社会当下母子关系中的显著性要素进行类比、推理，以简驭繁地概括了这一行为。不管是旧形式有了新义还是出现了新形式，都可以说是以“鸡”为核心语素的词群成员的扩容，是对类比构词模式和推理构词模式的继承与创新性发展。

　　新事物、新现象的出现是世间常态。于“鸡”而言，原先不受关注的隐含义素“执着，行动上持续而长时间保持亢奋”“坚忍不拔又极具牺牲精神的母爱”通过诱导推理从而外显，在认知上具有显著性，成为构成新词、生发新义的基础。“鸡”生发了新义，具有了动词性，进而有了能产性，出现了一批新词，如全鸡、自鸡、耐鸡等。先秦时期的认知方式为后世新词的出现埋下了伏笔，使汉语词汇焕发活力，在继承中获得创新性发展。

　　（本文系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语言接触视域下河州方言词汇的变异现象”（20YB03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