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建立40周年。作为首都和第一批入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北京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的实施和完善过程中，发挥着示范和引领作用，也积累了宝贵的实践与研究经验。

　　统筹名城保护与首都发展

　　北京拥有3000余年的建城史和800余年的建都史，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北京的“金名片”，传承保护好这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首都的职责。处理好城市改造开发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关系，切实做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方能强化“首都风范、古都风韵、时代风貌”的城市特色。

　　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近日举行的“传承与创新·清华与名城四十周年”学术论坛上，住建部科技委历史文化保护与传承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吕舟表示，北京在发展过程中积累的历史遗存及文化底蕴，展现了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和丰富多彩。早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就提出了很多关于北京城市规划和整体保护的设想，这些思想也在1982年之后北京的规划政策中有所体现。

　　40年来，北京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念和实践不断深化，促进了首都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路林认为，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首都发展相融合的关键，在于处理好三组关系：一是名城保护和首都功能的关系，做到空间范围、管理体制、保护内涵的统一；二是传统风貌和现代建设的关系，在城市建设中保护整体空间形态、营造公共空间体系、改善城市风貌品质；三是名城保护与民生改善的关系，突出人民性、创新性和协同性。只有将名城保护、首都发展统筹起来，才能达成“拥有优质政务保障能力和国际交往环境的大国首都”“彰显文化自信与多元包容魅力的世界文化名城”的2035年远景目标。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明确提出，聚焦文化生产前端，鼓励创意、创作与创造，建设创意北京，使北京成为传统文化元素和现代时尚符号汇聚融合的时尚创意之都。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黄鹤提出，统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文化创新发展，顺应文化创意经济的发展规律并为其谋求合理的空间支撑，促成历史文化地区的高品质发展，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值得重视的领域。未来，我们要进一步探索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功能与空间更新的相关管理制度，统筹多方管理，优先利用存量空间资源，降低更新的制度成本和经济成本，促进混合发展，顺应文化组织与文化企业的空间需求，鼓励包容创新，提升城市文化活力。

　　以申遗带动老城整体保护

　　北京老城范围涵盖东城、西城两个行政区，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点地区，也是北京建设世界文化名城、全国文化中心的重要载体和根基。近年来，北京坚持落实老城不能再拆的要求，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和更加科学的手段，推进老城整体保护。

　　从永定门到钟鼓楼，一条长7.8公里的中轴线纵贯老城南北，讲述着中国历史变迁与时代发展的古今故事。吕舟认为，北京中轴线的选址和基本规划格局具有建构国家秩序的象征意义，反映出中国传统的自然观念和哲学理念。作为元、明、清及现代中国首都的发展轴线，它见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而作为一系列改变中国历史发展走向的重大事件的发生地，它更见证了中国社会从封建王朝转变为现代国家的历史变革，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2011年，北京开启中轴线申遗工作，这对老城整体保护也起到了带动作用。

　　为配合中轴线申遗，《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8年—2035年）》明确要求，针对遗产区内影响中轴线风貌景观的建筑实施整治。路林介绍，2020年，为恢复老城历史景观的空间秩序，西城区完成了对北海医院和东天意市场的降层改造，建筑高度由23.7米降至9.6米，大幅改善了鼓楼南望景山万春亭的景观视廊，这也是首都减量发展与老城整体保护的双赢。

　　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边兰春看来，历史街区复兴是老城整体保护的难点。为更好攻克这一难点，应把近期的阶段性工作与长期的基础性目标有机结合起来，把握社会结构梳理与历史风貌保护的内在关联，在强调政府主导的同时，充分发挥当地居民的作用。例如，东城区近年来探索的“共生院”模式就是很好的尝试。这一模式融腾退改造、保护性修缮、居民居住条件改善和新居民、新业态引入于一体，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一院一策”规划设计，实现新旧建筑共存、新老居民共融、新生活和老传统共生。作为修缮整治提升的样本院落，以“共生院”模式打造的雨儿胡同30号院，不仅解决了居民厨卫需求，还利用闲置空间搭建了集居民公共活动、社区服务、展览展示等多重功能于一体的社区治理空间。

　　黄鹤建议，在老城一些文化消费产业聚集区域或大型文化设施聚集地区，可考虑利用腾退出的平房院落，置入一定规模的文化创意产业。通过一系列文化特色经济和文化特色空间叠合的小型区域，织补形成老城中的特色空间系统，促进文化发展，提升综合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