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就全面深入推进古籍事业作出战略部署。出土简牍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是新时代古籍工作的重要内涵，理应得到高度重视，全力推进。
简牍文献是中华古籍早期形态
古籍是古代图书的简称。我国古籍生成的年代下限大致卡在民国之初，形式主要是纸质的刊本和写本。不过，古籍形成的时间上限和早期形态，目前还不够明朗。
刘国钧《中国书史简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指出，我国最早的正式书籍是用竹片或木板做的。用竹做的叫作“简策”，用木做的叫作“版牍”。钱存训在金陵大学就学期间（1927—1932）曾选修刘国钧的“中国书史”课。他在1962年以英文出版、后来用中日文等修订再版的《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一书中，与刘国钧观点略同。李零进而将早期的书分为三种：作为文字的“书”（包括铭刻等）、作为档案的“书”（文书）、作为典籍的“书”（古书）。第三种“书”和第二种“书”关系很密切。第三种书可能与早期文献中的“史官文化”，与史官典守的各类文书关系更大。比如，战国时期年代最早的古书，如《诗》《书》《易》，就是直接选自古代的记府、乐府，来源是文书档案（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三联书店2004年版）。
简牍包含比较复杂的名目。大致比较细长的竹木薄片为简，相对宽厚的竹木板为牍。由于材料容易获取，制作、书写简便，可以用绳线编连成册，从而承载长篇文献，还可通过刻齿、剖符、封缄附加防伪、保密等机能。因而，在纸张通行之前，简牍是主要的书写载体。
《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典有册”。由于“册”字形似简册，学者多相信商代已使用简牍。《诗经·出车》咏叹远征的军人“岂不怀归，畏此简书”；《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崔杼之乱时，“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可看作西周、春秋时使用竹简的可靠记载。目前发现的最早实物是战国中晚期的楚简，其后的秦汉魏晋简牍均有大量出土。西汉纸已有多次发现，居延、敦煌、放马滩等地所见还带有文字或地图，明显用于书写。东汉蔡伦的故事，意味着造纸术的重大改进（潘吉星：《中国造纸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初学记》卷21“纸七”录《桓玄伪事》称：“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这说明，在东晋末年纸张成为官定书写载体之前，简牍还在大量应用。
简牍文献大致分文书与典籍两类，分别对应于李零所说的第二种书、第三种书。就撰作意图和当时的流转情形而言，二者确实颇有不同。前者如《论衡·别通》所云是“以文书御天下”，往往是在特定的范围或路径移送阅处，时效有限。后者属于《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所说“三不朽”中的“立言”，孔颖达疏说是“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其身既没，其言尚存”，追求跨时空传播。值得注意的是，文书如果流传到后世，则会褪去其即时、实用的色彩，转化成历史资料和文化资源，从而蜕变为典籍。除上述李零所举之外，这方面的事例还有不少。《隋书·经籍志》史部刑法类将历代律令“见存可观者，编为刑法篇”。杜佑《通典》纂录前朝史志和当代文书档案，成就典章制度专史的开创之作。出土的战国、秦汉、魏晋时期的简牍文书，是记录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发展演进的珍稀文献，当然应与思想文化典籍一样，纳入当今古籍的范畴。
简牍文献拥有独特价值
战国秦汉时期处于我国历史嬗变的重大节点。依托畿服制“协和万邦”的商周王朝，经春秋争战、战国兼并，走向实行郡县制的秦汉统一帝国。学在官府的局面被突破，私学勃兴，著述蜂起。其时创造的典章制度和经籍文化承前启后、影响深远。简牍作为这一历史进程的原始记录和直接遗存，具有传世文献无可比拟的特别价值。
传世典籍在流传中容易受到人为的损坏。隋人牛弘《请开献书之路表》就将秦火、王莽之乱、汉末、永嘉南渡、周师入郢称作古代图书的“五厄”。明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补充说：“然则书自六朝之后，复有五厄：大业一也，天宝二也，广明三也，靖康四也，绍定五也，通前为十厄矣。”兵燹之外，人们的偏好和筛选也造成图书的严重衰耗。而古人有意、无意埋在地下的简牍，在适当条件下得以长期保存，有机会让许多文献失而复得。郭店楚简中的十多篇儒家著作，撰于孔子向孟子过渡的时期，大多未见传世（庞朴：《孔孟之间——郭店楚简的思想史地位》，《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在唐代以前即已亡佚。《隋书·经籍志》称“《汉律》久亡”，而在张家山汉简、孔家坡汉简和胡家草场汉简中，均有成体系的律典。岳麓秦简《数》、张家山汉简《算数书》和睡虎地汉简《算术》，均早于传世的《九章算术》。胡家草场汉简《历》与《日至》配合，构成从汉文帝后元元年（前163）开始的百年历，居汉武帝时期制订的《太初历》之先。由于简牍还在陆续出土，可以期待，战国、秦汉、魏晋时期存在过的文献种类和内容，大多可能在经过一两千年的潜藏之后再见天日，从而抵消这些文献在传世过程中的损耗，再现当年的典籍辉煌。
文献在世间流传时，除耗减之外，也可能发生失真的问题，有时可以凭借简牍勘正。《礼记·檀弓下》记子游说：“人喜则斯陶，陶斯咏，咏斯犹，犹斯舞，舞斯愠，愠斯戚，戚斯叹，叹斯辟，辟斯踊矣。”其中“舞斯愠”有不同传本，都难以讲通（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郭店简《性自命出》第34、35号写道：“喜斯陶，陶斯奋，奋斯咏，咏斯犹，犹斯舞。舞，喜之终也。愠斯忧，忧斯戚，戚斯叹，叹斯抚，抚斯踊。踊，愠之终也。”两相比勘，可知《礼记》传世本此处有多处脱文，尤其是将“喜”的终极体现“舞”直接与悲的初始形态“愠”衔接，导致逻辑严重混乱。
早前，因为出土数量不足，且大多支离破碎，简牍在学术研究中的意义一般只说是证史、补史，处于辅助、补充的地位。现在由于资料的积累，尤其是有像睡虎地秦简、里耶秦简、张家山汉简、睡虎地汉简、胡家草场汉简那样数量多、保存也比较好的大宗材料出土，通过适当整理和互勘合校，简牍文献已经在边防制度、文书制度、律令体系、择吉和丧葬习俗等研究领域成为主要的史料依据，在有些专题讨论中甚至是唯一的资料来源。
简牍整理具有自身规律
与一般纸本古籍相比，简牍文献的整理具有自身的特征或规律。这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简牍图像的获取、刊布极其重要。传世典籍的整理通常是以已刊本作为工作的起点。简牍整理则把尽可能获取最清晰图像并予以刊布作为基本任务。这是因为简牍文献属于特殊形态的写本，除释文在文字层面准确与否以外，版式、留白、标识等特定表达也难以用文字一一转述。简牍上字迹或欠清晰，同时采用常规照片与红外影像几乎成为目前的标准配置。近年发现背面划痕可能与编连关联，背面即使未经书写，也往往拍照、刊载。
第二，文本整理的环节更多、难度更大。传世典籍的整理，主要是校勘、标点和注释。简牍文献出自古人手笔，卷册中的编绳大都朽败无存，有的简牍破碎严重，需要先通过文字辨识、简牍碎片缀合、简牍个体在卷册中的次序重建，将文本恢复到书写当初的面貌，然后才能进入纸本古籍整理的类似流程。
第三，工作过程曲折复杂。传世典籍虽然已经过千百年持续的整理和研究，不免仍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简牍文献出土未久，文字、文本又往往充满疑义，更不可能通过一两次整理就达成文本复原的目标。需要在初始整理之后，再经过多次推敲修订，才能逐渐臻于完备，达至善本。
第四，时间要求更为紧迫。简牍出土后，容易变形、糟朽，是天然的“濒危古籍”，需要及时处理。已出土简牍未能整理妥当，新的资料又在不断涌现，业界整体的工作压力有增无减。
有鉴于此，简牍工作者需要有充足的思想准备和担当精神，自觉、主动地投入整理和再整理。整理成果的刊布，可以只收图版和单纯释文，而不把释文标点和注释作为必备因素。在整理任务特别繁重时，只发表图录也可以作为一种选择。高校等单位的研究机构与简牍收藏部门合作推动整理，应持续得到鼓励、支持。简牍资源的调查、统计，大宗简牍材料的协同攻关，以及简牍文献数字化等工作，涉及面宽，有赖文物主管部门更有力地关注、推动。在《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指引下，相关方面各自努力并沟通协作，相信能够把陆续出土的简牍及时整理并刊布出来，做好这些珍贵文献保护、利用的基础性工作。
（作者系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简帛研究中心主任、“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