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在万马齐喑多年之后，全国古籍整理和人才培养工作获得了充足的推动力而重回正轨。1982年，国内一批高等学校获教育部批准设置文献学硕士学位点，以培育古籍人才，其中就包括陕西师范大学。1983年9月，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高校古委会”）成立，统筹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的学术与人才培养工作。全国20多家高等院校成立了古籍整理研究所或古典文献研究所，成为高校古委会直接联系的科研和博硕士人才培养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亦列其中。中央文件的发布与高校古委会的成立，是古籍事业重新起步的两个标志性事件，从此既得到了来自中央的明确方针指引，又建立了一支具有相当规模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队伍。

　　1983年，笔者考取陕西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历史文献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师从中国古代史暨古文献学专家黄永年教授，成为学校首批历史文献学专业的研究生，从此与古籍事业相伴相随近四十年，亲历并见证了这一时期古籍事业的起伏与成长。

　　人才培养是古籍事业根基

　　高校的文献学专业必须奉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即出成果和出人才。人才培养是古籍事业的根基所在。陕西师范大学文献学专业的奠基人黄永年教授对此高度重视。他深知专业课程在培养工作中的核心地位，因而专业建立之初，就在这方面投入了极大精力。初创伊始，一穷二白，面临的首要难题就是课程设置和安排。当时专业教师稀缺，黄永年教授以一己之力挑起了所有课程。最初几年，他开设讲授了十多门相关课程，有目录学、版本学、古籍整理概论（含校勘学）、唐史史料学、碑刻学、文史工具书等专业主干课程。

　　黄永年教授认为，文献学须具有广博的文史学科根基，即所谓文史兼通，而不宜画地为牢，人为区分为以文或以史为主。为了体现这一主张，他又增开了若干门选修课程，诸如文史专题研究以及专书研究系列（含《太平广记》研究、韩愈文选读、吴伟业诗选读等）。如今，当年的多种课程讲义，如《唐史史料学》《古籍整理概论》《古文献学四讲》（内容包括“目录学”“版本学”“碑刻学”“文史工具书简介”，再版更名为《古文献学讲义》）、《唐史十二讲》《古籍版本学》《史部要籍概述》《子部要籍概述》（后三种列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古文献学基础知识丛书》）先后正式出版。另外，曹旅宁将当年所记部分课程笔记以《黄永年文史五讲》付梓。这些著作成为文献学的经典性教材，多获再版重印，惠泽后学无穷。

　　人才培养需要坚实的学科专业支撑。作为地处西北的一所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学科建设相对滞后。近些年，经过反复论证和不懈努力，陕西师范大学先后创办了中国古典文献学本科专业，申报并获批历史文献学博士学位授权点，以及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中国古典文献学本科专业以数年的全力建设和完善，经高校古委会秘书处的全面检查评估，于2010年获附骥尾，得以成为继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和浙江大学之后第五家高校古委会直接联系的本科人才培养单位，陕西师范大学也得以成为中西部地区唯一具有文献学本科、硕士、博士完备培养体系的高校。这一学科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为未来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人才培养需要眼光长远

　　文献学人才培养不易，成才更难。民国时成名的老一辈学者，多接受过传统的旧式教育，自幼熟读经史，对一般古籍文献的阅读理解并不存在障碍。即使我们这一代的师长辈，由于种种机缘也有更多机会接触传统学问，黄永年教授即从少年时代，因喜爱而开始阅读《通鉴纪事本末》《太平广记》等经典名著。20世纪50年代，大规模启动《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典籍点校工作之后，人才不足的问题逐渐凸显，由此促成了1959年首个中国古典文献学本科专业在北京大学建立。

　　近年来，文献数字化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大量原典转化为数字文献，为学术研究检索资料提供了极大便利，有利于就某一专题穷尽式地搜集相关材料，不必再像前人那样皓首穷经。但是，过于依赖这一手段，不可避免地导致青年学子减少阅读原典，就文献学而言其负面作用尤为明显。一段时间以来，我们阅读点校本古籍，尤其是审读文献学博硕士学位论文，时见引文标点或古籍点校的失当，或有错至极为离谱者。从事点校者皆知，格律诗及骈文标点极易，或戏谓只要识数即可逐字数数而已。然笔者竟曾遇到过五言七言不分、骈文散文不辨的极端事例，令人啼笑皆非。目前看来，欲避免此类错误，舍多读原典而不可得，岂有他途。又校勘一学，自刘向、刘歆父子以降，经历代学人尤其是乾嘉诸老精施丹黄，久已形成一套完备的成例，其真谛亦须广泛取阅、细心体察，方可领悟。

　　队伍建设需要长远眼光。一批年轻学人有志于文献之学，投身古籍事业，是这一事业未来的希望所在。由于专业的特殊性，古籍人才成长周期普遍较长，成果产出相对不易，需要客观看待评价和制定适合学科专业特点的政策。

　　全面推进古籍事业发展

　　1981年《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的颁布，是新时期古籍事业重焕生机的重大转折。2022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对于古籍事业又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无疑将为这一事业注入新的动力。抚今忆昔，如何抓住这一契机，推动古籍事业的发展，笔者认为应当面对以下方面的问题，思考解决的途径和方式。

　　第一，高校专业古籍研究队伍。20世纪80年代初，各高校建立了一批古籍研究机构，有编制和经费，对于大型古籍项目起到了有力的推动和支持作用，今天广受学界和读者好评的《全宋文》《全宋诗》《全元文》《全元诗》等，均立项并多完成于这一时期。21世纪初，各高校实行校内体制改革，古籍研究机构大多并入相关学院，保持独立地位者所剩无几。古籍研究工作特别是大型项目的展开离不开团队协作，如何保证古籍研究队伍的建设和稳定，尚须慎重权衡。希望高校古委会深入调研、充分论证，确定一个有利于古籍事业长远发展的适当方案。

　　第二，加强文献学的学科影响。高校人文学科承担着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职责，汉语言文学、历史学及哲学等学科专业的本科教育需要有文献学的必修课或选修课，以加强文史类专业学生的文献学素养。

　　第三，转变对古籍整理成果的认识偏差。黄永年教授曾指出，古籍整理“确是学问”。但是，现有学术评价机制对古籍整理工作者颇多不利。认真的古籍整理需精心雕琢，往往花费较长时间。有的单位存在重学术专著、轻古籍整理成果的现象，认为古籍整理成果不是“学术”或者学术性有限。这一认识的偏差，需要加以克服。

　　第四，建立古籍整理质量评价机制和古籍项目认定机制。毋庸讳言，近年来出版了若干滥竽充数、灾梨祸枣的所谓古籍整理著作。需要研究并制订一套有效的机制，杜绝这类情况的产生。只有建立合理科学的评价认定体系，方能保证古籍整理成果的学术质量，从而促进古籍整理事业的健康发展。

　　第五，推进古籍文献电子化建设。这是大势所趋，应提上日程，瞄准发达国家近些年的进展，加快对各公藏单位稀见古籍进行全彩高质量电子化，使得学术公器泽被天下。同时，应及时将国外已公开的这类资源汇入其中，一些网站已经着眼于此，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这是当前迫切需要大力推行的工作，如此既有利于保护珍本古籍，也可以极大提高优质古籍资源的利用率。就文献学而言，对于古籍版本学的教学也具有重要作用。建议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参照国际已有成果，确定高标准的规范，制订规划，指导国内公共图书馆先行开展工作，切实稳妥地推进这一功德无量的事业。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