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大数据、社交软件、视频会议……一个更智能化的世界不仅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也塑造着社会科学研究的新范式。近期，多篇有关智能社会下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相继发表。其中，英国牛津大学政治学讲师玛尔妮·霍莱特（Marnie Hawlett）的文章《透过视频会议软件看“田野”：关于在全球疫情期间开展在线研究的方法论思考》已在《定性研究》杂志六月刊发表。

　　网络空间成为新“田野”

　　传统意义上，田野调查要求研究人员前往研究对象所在地。随着智能化进程的发展，以及新冠肺炎疫情下管控措施的客观要求，以网络互动代替实地考察成为田野调查的新方式。霍莱特在文章中说，尽管以在线交流为媒介的远程研究并非适用于所有研究项目，但数字交流平台使许多学者在与研究对象有时空距离的情况下，还能继续工作。这也许将更新人们对田野调查的理解。

　　视频会议等方法使数据收集更为便捷，交流的实时性类似于现场访谈，可以避免参与者过度思考或有违意愿回答问题，研究人员亦可以通过肢体语言等获取更多线索。此外，研究对象之间也可以进行互动。然而，也有学者担心研究人员和研究对象之间缺乏共处，是否能有效开展研究工作。对此，霍莱特认为，远程研究可以让研究人员和研究对象获得沉浸感，鼓励研究对象积极参与研究，帮助研究人员打破时空隔阂，将自己“嵌入”研究地点，让研究人员和研究对象共同“在场”。

　　霍莱特在研究中发现，视频会议中，研究对象所处的环境不尽相同，有的在家、有的在室外，也有人会发生移动或短暂离开镜头。这些细微之处，可以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固定物理空间构成的研究地点的意义和价值。在远程研究中，位置是模糊的，是研究人员和研究对象合力构建的一个具有社会意义的数字空间，它从线下的共享位置转变为线上的共同“在场”。霍莱特表示，在远程研究中，研究对象可以选择具有充分安全感的场所参与研究，这使他们更为放松，讨论环境更自由。通过远程方式收集的文本数据，在字数和信息量上相比传统方法都更丰富。此外，远程研究也重塑了田野调查中的权力动态，让研究对象有了更多的主动权和话语权，使得研究人员和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更对等。

　　用社会科学共塑智能化未来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新兴技术研究实验室主任萨拉·平克（Sarah Pink）在《关于自动化未来的研究方法》一文中表示，数字化、自动化、互联互通的设备等日益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并嵌入研究人员开展研究和分享研究成果的基础设施中。这些新兴技术的兴起，不仅要求研究人员接受和适应新事物，也意味着他们要参与到智能化进程的动态发展中，创新研究方法论，积极应对在这一变化下产生的新课题和新领域。在平克看来，面对社会科学的“未来转向”，社会科学研究者有机会围绕智能化未来这一问题创建一个有影响力的实践社群。

　　从线下到线上的转变，促使研究人员进行调整，勇于创新。对此，平克提出，社会科学学者不仅要研究其他人是如何构想智能化未来的，还应关注自身作为研究人员与智能化未来间的关系。智能系统与技术是人们现有世界和未来构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确保人类社会共同的未来是公平、合乎道德、负责任的，社会科学学者必须发挥作用。平克认为，在日益智能化的世界中生活和进行科研活动面临诸多问题，但一个兼具批判性、协作性和开放性的社会科学学术社群正在建立，并已激活了用社会科学角度重新审视人类智能化进程的可能性。该社群正向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及大众发出广泛合作的实践邀请。

　　激发民族志研究新活力

　　瑞典马尔默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媒体技术系教授马丁·博格（Martin Berg）在《数字技术志：一种质询新兴数字技术及其未来的方法论》一文中介绍了如何将数字技术志作为研究方法，用于质询和展现新兴数字技术及技术所预期的未来。博格表示，学界应用数字技术志这一概念，已产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成果，但研究者不应仅关注由技术促成的社会与文化实践，还应关注新技术及其背后的环境。数字技术志借鉴并转化了民族志、话语分析、内容分析的方法，是对数字民族志、事物民族志等研究的必要补充。它不将人类行动者置于中心，而是将技术看作接近人类并与人类互动的、具有一定“能动性”的“独立个体”。

　　在谈到数字技术志与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志间的关系时，博格对本报记者表示，数字技术志并不是民族志的替代，而是将问题焦点转向如何让新兴技术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它将重点从描述人们对新兴技术的使用和体验，转移到探究人们如何参与到数字技术的营销和推广中。因此，在博格看来，数字技术志关注有关新兴技术的故事、体验和需求，重新调整了民族志研究方法论，使研究者深入了解数字技术为人类社会带来的利与弊。博格表示，当我们在努力理解数字媒体的复杂性时，数字技术志已然成为当代民族志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数字技术志的理念之一是，关注技术企业看重并推广的新兴数字技术有哪些。博格注意到，通过关注企业发布的相关营销推广材料，可以进一步了解技术企业如何构想旗下技术的未来，以及它们希望人们如何构想技术与受众的共处。博格认为，数字技术志是对传统民族志研究在方法论层面的补充，它将新兴技术视为技术自身的“代理人”，而不是简单地认为它们只是当前时代的人工制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