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这是继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发出41年后又一次针对古籍工作印发的指导性文件，对全面开展新时代古籍工作意义重大。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学习、工作将近40年，古籍整理一直是我潜心笃行的学术事业。我先后参与并主持了国家大型古籍项目《今注本二十四史》《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编纂工作，个中甘苦，略知一二，同时也有一点思考与体悟。

　　古籍整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学问

　　古籍整理最能凸显中国传统学术的特色。自孔子以来，对旧典籍的缀合、整理、诠释一直是中国学术发展的主体形态，这是与西方的不同之处。我们今天所见古希腊、古罗马一本本皇皇巨著，在中世纪，其母本大多被译成阿拉伯语才得以传承，可以说是伊斯兰文化遗存。后来，这些著作又被译成拉丁语等西方语言，才得以传扬。重译献典，肯定会有误会、增删等诸多问题。但是，西方的学术似乎没有给予审慎的关顾，以至于有人认为西方古典文明的文献基础不太牢靠。

　　与西方迥然相异，古籍整理一直是中国学术的主体。孔子是中国最著名的文化人物，被视为“天之木铎”，是上苍派来的宣扬教化的使者。孔子是如何宣扬教化的？他所做的基础工作便是整理典籍。《论语·子罕》记载孔子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意思是我从卫国返回到鲁国后，乐才得到整理，《诗经》雅、颂乐诗才得以归类。制礼作乐，移风易俗，礼与乐都是教化的工具。我们读《史记·孔子世家》，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志向是传承周代文化。他声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并以“韦编三绝”的精神从事典籍整理。中国文化最著名的典籍如《尚书》《诗经》《周易》《春秋》等都不是孔子撰写的，但都是孔子整理编纂的。

　　也许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古籍整理是中国传统学术的特色。首先，古籍是中华文化最宝贵的遗产，是连接古今的桥梁，所以古籍整理是赓续中华文脉的工作。其次，古籍的分类不同，按学科门类，可以分为经史子集。《域外汉籍珍本文库》就是遵照这种最传统、最普遍的四部分类方法分类的。我们去国外图书馆访书，发现它们的汉文古籍也以四部分类。当然，如果按内容属性，古籍也可以分为义理之学、考据之学及辞章之学。最后，治学方法迥异。如训诂、笺注、辑佚、版本、目录等，并把这种治学当作中国学问的基础。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说：“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他主张从训诂文字入手研读经史。

　　此外，这种学术特色对整个东亚影响极巨且深。汉字是东亚古代普遍使用的文字。在《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的编纂过程中，我们发现古代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等地的学术演化，与中国基本相同。

　　蕴含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

　　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

　　为什么说古籍是国家的宝贵文化遗产，是因为其中蕴含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与其他文明和文化略显不同，传统的中国人更关注日常伦理与社会纲常，更尊重传统与习惯。《尚书》是我国最早的古籍，其中有一篇叫《洪范》，记载周武王向商代遗臣箕子咨询治国安民之道，他们都用了一个词语叫作“彝伦”，意思是常理、常道。箕子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意思是夏朝时，上苍赐给禹了九种大法，用伦常之道来安定天下。这就是所谓的“彝伦攸叙”。正是因为对日常伦理的重视，所以，中国传统道德一直围绕着“仁义礼智信”来发散。《三字经》说“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五常是人应该拥有的五种基本德行。孔子最早提出“仁”和“礼”，孟子着重强调了“义”与“智”，到董仲舒扩展为“仁、义、礼、智、信”，称为“五常”。这“五常”贯穿于中华伦理道德的发展中，成为中国传统价值体系中的核心因素。这些核心价值观念，在中国政治观念中衍生出“德主刑辅”的治国理念，在中国的社会观念中孕育出“天下太平”的国家理想。

　　《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站位更高、目视更远。《意见》指出“坚持守正创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服务当代、面向未来，进一步激发古籍事业发展活力”。古籍整理绝不是学者们在象牙塔里文心雕龙，而是传承中华文脉、坚守中国价值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

　　古籍整理关乎国家文化安全

　　如果说古籍整理关乎国家文化安全，或会觉得有些牵强。其实，真正投身于古籍整理工作，这种感受还是比较真切的。

　　宏观一点讲，古籍是中华文化的结晶。毫无疑问，古籍整理关乎文化的“存亡继绝”。它不仅可以向世界展示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更重要的是要人们能把握住民族发展的脉络，保护好有中国特色的学术与价值观念。所以，《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指出：“做好古籍工作，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对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具体一点讲，古籍的很多记述涉及国家的疆域、领土与民族的归属。我们在《域外汉籍珍本文库》项目学术考察中发现，有些庋藏在域外的汉籍，因涉及这些问题，便被删改或封存。如琉球最重要的历史文献《历代宝案》，是琉球国首里王府的外交文档，后经当地学者编纂成书。此书以汉文书写，后被日本明治政府侵掠，将正本转至日本东京的内务省收藏，只有民间手抄本辗转存放于琉球等地。现在，我们已经无法看到原本，只能看到日本人的整理本，比照台湾所藏的抄本，彼此差异较多，日本人的整理本有故意模糊琉球与中国的朝贡关系之嫌。又如前些年，中国南海问题沸沸扬扬的时候，我们曾到法国远东学院考察汉籍。此学院原在越南，后迁回巴黎，收藏很多古代汉字文献与舆图，或可以从中搜寻到中国南海历史性权利的证据。

　　古籍整理需要理论思考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古籍整理工作。《今注本二十四史》与《域外汉籍珍本文库》均是国家重大文化项目工程，写入《国家文化发展纲要》。在编纂过程中，我们感觉到，古籍整理其实不是简单的归类整饬、复制描润、校勘标点、注释索引，不应该把史料与研究分开，而应该小处着手，大处着眼，要从文献材料出发，进行一些理论思考。

　　嘉惠学林、溉汲汉学的《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的编纂从2003年到2018年，历经15个春秋。这部特大型丛书已全部出版，一套800余本，收集了近3000种国内图书馆所未见的汉籍珍本。域外汉籍文献内容宏富且弥足珍贵，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资料，也是探究中外文化历史姻缘的核心资料，更是构建东亚汉文化圈整体研究的基础资料。

　　在这部书的编纂过程中，基于具体的学术实践，我们进行了一些思考。比如，关于“汉籍”的概念，我们认为，不应该简单从民族视角来理解，而应该从文化视角来解释。汉籍不能狭隘地看作汉民族即中国的古籍，而应该更宽泛地理解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用汉字写就的作品。对汉籍这一概念的订正，极大地拓宽了域外汉籍的研究视野；也给飘零在世界各地的汉籍找到了归属感。这种思考得到了域外汉籍学界的认同。

　　再如，我们在《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的编纂中，提出了“汉籍之路”这一概念。19世纪末，德国学者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这一概念，成为打开中外交流史研究大门的钥匙。近年来，在我们编纂域外汉籍的学术实践中，逐渐发现了这一概念的局限。这是因为，中外经济交流与文化交流的路线并不完全是重合的，或许用“汉籍之路”来描述古代中外文化交流更为准确。以古代东亚汉籍文化交流诸个案为例，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源流与脉络。汉字是古代东亚基本的语素文字，以汉字为基本符号的汉籍不仅承载了中国文化的记忆与辉煌，也承载了东亚其他国家的文化记忆，更是东亚各国文化交流的记述者和见证者。毫无疑问，汉籍传播的形式和道路，无法同传统意义上的丝绸之路重合，而这方面的工作又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主要内容。这样，突破丝绸之路的传统思路，构建研究中国文化传播与交流新的理论模式，也就成为必然要求。丝绸之路是一条商贸道路，汉籍之路是一条文化道路。

　　覃思卅年、精心结撰的《今注本二十四史》，卷帙浩繁，规模庞大，全书共计1.4亿字，600余本，现已编纂出版18种。这个文化工程项目的编纂主要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古代史研究所）学人担纲，先后汇集了全国各高校300余名史学家共襄盛举。自1994年开笔以来，已近30个春秋，其中20位主编已经去世，令人悲痛。《今注本二十四史》是一项有重大意义的学术活动，是对古代正史全面系统的整理，钩深致远，体大事重。在编纂《今注本二十四史》的实践过程中，我们思考并倡导“史家注史”的原则，以打造本书独特的学术标志。为典籍作注一般是文献学者的工作，但《今注本二十四史》的编纂，我们主要聘请的是历史学者。与文献学者关注字词正音与释义不同，历史学者更关注史实的正误与疏通、史料的增益与订补。关于“史家注史”或可做如下理解。

　　其一，文本正误。《史记·夏本纪》有关于太康失国的记述，就五个字“帝太康失国”，旧注也十分简单，《今注本史记》则援引《离骚》《逸周书》《国语》《韩非子》等多种史料疏通文本，为继续讨论古代传说的演变提供了可能。又《汉书·文帝纪》的“养老令”记述汉文帝要给八十岁以上的老人，每人每月一石米、肉二十斤、酒五斗。在两千年前的汉朝能有这么高的福利是不现实的，注释中发现“月”字可能是衍文，应该是一次性的赏赐。一个字改变了我们对汉文帝的评价，也改变了对中国古代养老文化的评价。

　　其二，文义疏通。文义的疏通，主要是通过注释，将文本滞塞之处化解，为读者提供精要而准确的解释。《今注本三国志·后主传》记载，关羽死后，被追谥为“壮缪侯”。后世误以为“缪”为恶谥，其实此处“缪”通“穆”，《谥法》“布德执义曰穆”。清乾隆皇帝曾改“壮缪”为“忠义”，故殿本作“忠义”。又《南史·陈武帝》记梁敬帝封陈霸先为陈公的诏策，有“乞活类马腾之军”句，语意费解。此语又见《陈书》。有学者将其中的马腾注解为汉末西凉军阀马腾，本书的注释从“乞活”一词入手，考证此马腾当指晋之宗室司马腾，《晋书》卷三七有附传。文中之“马腾”是司马腾的省称。乞活，意思是到有粮的地方就食求生。

　　其三，史料增益。铨选可靠的文献、以注释的形式为正文做史料补充，是传统史家注史的主要工作。裴松之注《三国志》补充的大量史料，早已与文本合为一体，成为《三国志》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今注本汉书·东方朔传》从类书中爬梳出已佚散的《东方朔传》的史料，并将其补充到注文之中。这种例证在《今注本》比比皆是。

　　其四，图像证史。以文物图像资料做图释，一可以作为考论史实的证据，二可以清楚表达一些文字难以描述的复杂内容。《今注本史记·天官书》附大量考古出土的星象图；《今注本后汉书·舆服志》则根据考古出土的画像、造像、实物，与文献记述比较，绘制了大量图像，以图释文。如此这般，抑或是“史家注史”方法的创新。

　　这些年来，历史研究有些学科呈现碎片化的趋势，历史研究多变成古籍文献会要。同样古籍整理也稍显零碎，缺乏必要的理论考量与方法创新。其实，古籍工作者不是补锅匠，不能仅仅做补苴罅漏工作。板凳坐得十年冷，成文自足一家言。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