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是指导我国新时代古籍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对相关单位和行业产生了很大影响，引发了热烈学习和讨论。笔者从古籍整理出版的角度，谈一谈对《意见》的认识。

　　《意见》分为5部分18条，这5部分讲的分别是总体要求、完善体系、提升质量、加快利用和强化保障。第3部分“提升古籍工作质量”应视为《意见》的核心和基础，其中第8条为“提升古籍整理研究和编辑出版能力”，值得仔细研读。下面，我们试对第8条的前半部分作逐句分析和解读。

　　古籍整理出版要提高针对性

　　《意见》指出：“根据不同类型古籍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做好整理研究和编辑出版，防止低水平重复。”什么是“不同类型古籍的具体情况”？就是说古籍的内容丰富多样、种类不同，重要性也不一样，此前针对这些古籍的整理研究和编辑出版情况也不一样，要分出轻重缓急，对于此古籍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位置坐标、历史地位和影响、当下需求的紧迫程度，要有充分调查和清晰定位。概括地说，就是要先做好调查研究，如《意见》第9条所说的，要做好“分类分层次整理出版”。它是一流作品，还是其他层次的？它是未经过科学规范整理的作品，还是被反复整理，甚至被伪整理的作品？它是需要做注释或今译，还是有点校即可，或直接影印就可以？怎样做才是适合它的整理方式？或者可以后出转精，或者可提供一个填补目前空白的整理本形态？这与做课题研究一样，要先把学术研究状况等都摸清楚，然后才谈得到接下来工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特别是提高针对性，也就是第二句所说的：“有针对性地做好整理研究和编辑出版。”这里的关键词是“针对性”，这是从正面强调和引导。后面一句 “防止低水平重复”，是从反面警示和提醒。就是说，整理研究和编辑出版要做到真有价值，既不要闭门造车，以免与已有的成果撞车，更不要出于盈利目的或个人的算计，造成有意的重复。

　　“根据不同类型古籍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做好整理研究和编辑出版”，如果具体到古籍出版，就是强调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做好规划：古籍的各个门类里有哪些重要的基础典籍，哪些做了整理，哪些还没有做；在整理的典籍里，哪些做得好，哪些做得不好；在整理得比较好的典籍里，还有没有提高的空间，或有无空间在整理方式、底本校本特色、内容深浅、产品形态等方面做出差异化；如果还有出版的空间，谁对这本典籍研究有素？他先前的研究成果有哪些、质量如何？古文献的功底怎样、治学特色如何？如果此人不能胜任，还可以考虑谁？站在出版社的角度，就是一定要做规划和计划，不仅要求对古籍本身熟悉，还要求对出版状况和学界的活跃学者与研究动态熟悉，掌握主动性。只有这样，才能慢慢建立自己的主阵地和品牌产品，“结硬寨，打呆仗”，逐渐积小胜成大胜。

　　加强传世文献系统性整理出版

　　《意见》第8条接下来的4句话，每一句皆有深意。“加强传世文献系统性整理出版”，关键词是“系统性”。对于传世文献的整理出版，必须有系统性考虑，比如经、史、子、集四部，不能有太明显的畸轻畸重；再比如集部，从先秦到明清，不同时代的作品应该兼顾；在同一时代，诗词曲文的不同文体亦需考虑，代表作品各有哪些，重要的别集、总集、选本有哪些……这就是系统性。比如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目前已经出到100多种，但是唐宋八大家的作品至今还没有出全。中华书局还有一套“理学丛书”，一些重要品种长期缺乏，如“北宋五子”，《二程集》《张载集》《周敦颐集》早就出版了，但是一直缺《邵雍集》；又如“陆王心学”的代表作品，《陆九渊集》早就出版了，但王守仁（阳明）的集子一直阙如。前些年，上述缺憾才得以弥补。系统性思维，就是要在通盘考虑的前提下，抓住和解决关键问题。当几个选题出现在面前时，能立刻判断出什么是“这个可以有”，什么是“这个不能没有”。“这个可以有”的选题，是壮大产品声势和规模的，而“这个不能没有”的选题，却是该产品系列中的棋眼，没有它则处处窒碍，有了它则满盘皆活。

　　回望几十年来传世文献的整理出版，如果说系统性上还有明显的薄弱环节，自然科学古籍的整理出版需要补的课还比较多。这主要是因为此类古籍比较专业，而一般从事古籍整理研究的人多是文科背景，不太懂自然科学古籍的内容；而专门从事自然科学史研究的群体太小，且其主要精力是利用资料做研究，有意识地从事古籍整理的学者凤毛麟角。从长期来看，这一状况无法满足我们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

　　推进基础古籍深度整理出版

　　“推进基础古籍深度整理出版”，是接着上一句“加强传世文献系统性整理出版”而说的。“基础古籍”对于“传世文献”而言，强调的是“基础”，这些古籍在传世文献中居于基础、根本和核心地位；“深度”是对于“系统性”而言，如果说传世文献的整理出版要考虑系统性，那么基础古籍的整理出版必须要有深度。所谓“深度”，并不是越深越好，而是指针对基础古籍的重要性，在整理方式和呈现形式上要体现出差异化，可以有不同的产品层次和立体化。比如《史记》《论语》《古文观止》《庄子》，这样的古籍，有十几种、几十种整理的版本并不算多，根据读者对象的不同（比如中学生、城市年轻白领、专业研究者、一般文史爱好者、老年群体等），根据理解能力和实际需求的不同，在内容的深浅、说解的难易程度、资料的详略、板块的设置、附录和增值内容的多寡等方面，可以各有特色、各擅胜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基础古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要围绕基础古籍精耕细作，把新发现的材料或版本、新的研究成果吸收进来，把作者的研究心得体现出来，在撰写前言和作注释、评析时注意融入时代精神，不断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基础古籍的整理出版更要坚持学术和专业性优先，确保学风严谨、知识准确、质量可靠，确保每一个整理本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不可替代性。

　　加快出土文献成果出版利用

　　《意见》指出，要“加快出土文献整理研究成果出版利用”。针对出土文献，关键词是“出版”和“利用”。出土文献的大宗是甲骨文、金文、简牍和墓志，广义的出土文献还包括玺印、封泥、钱币、陶文、镜铭、砖瓦、漆器、缯帛、地上碑刻等各种材质上的文字材料，以及稍为晚近的敦煌文献、吐鲁番文书、黑水城文献等。近些年尤为活跃的是战国秦汉简牍的整理和出版，除了正规挖掘出土的之外，也有从海外市场购买和入藏的。应该说近年来简牍的整理和出版日益正规，运用了红外扫描等技术，图片处理和版面设计更精细和科学，整理质量和出版速度较之前都有提高，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也要看到存在的不足，就是过于注意新发现或新发布的材料，带来一些浮躁、趋利等不良现象。回过头来总结和反思，新材料到底带来了什么助益？提供了哪些新认识？解决了学术上的什么难题？在具体的个案问题研究基础上，我们还缺少通贯的、综合性的研究；很多选题过于细碎，虽不能说毫无价值，但价值和意义确实有限，难以再提高一个层次，放在稍微宏观一些的视角下来审视，更不要提在文明史、整体史的框架下来考察它。这也就决定了出土文献的整理研究看似很热闹，但是很难出圈；出土文献的出版物定价太高、印数太少。《意见》在这里还特别强调了出土文献的利用问题。出土文献的功用何在？对传世文献形成了哪些有益的补充？这是难以回避的问题。

　　推进古籍文献集成性整理出版

　　这里的关键词是“集成性”。既有通代专题文献的集成性，也有断代文献的集成性。自1958年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以来，60多年间，古籍整理出版取得了显著成绩，很多经典都已经得到整理。在此基础上，应该考虑通代或断代的集成性的整理项目。通代的专题文献方面，我们已经做过不少，如《琴曲集成》《古本戏曲丛刊》《海外中医珍善本古籍丛刊》《历代笔记小说大观》等，但是以影印的居多，排印和深度整理的较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可以算一个代表；断代的集成性项目，情况要好得多，自清人的《全唐诗》《全唐文》以下，近人从事的总括一代诗、词、文、曲、笔记、赋等的带“全”字的项目，已经蔚为大观。不难看出，带集成性的整理出版项目，多是偏文学方面的，其他学科或专业方面的还比较少，在开展中的有儒藏、子藏、子海等。后面再开展此类项目时，应该考虑学科的均衡和时代的均衡，既要力避重复，也需要有人敢啃硬骨头。比如“敦煌文献合集”项目从20世纪90年代启动以来，迄今仅出版了经部文献，另外三部还遥遥无期。我们知道项目难度很大，承担斯役者付出很多，期待在不久的将来能看到突破性进展。再如《甲骨文合集》出版至今已逾40年，其间新发掘和公布的甲骨资料不胜枚举，有学者已经在做新的甲骨全编，就是适应时代变化和学术发展的必要之举。我们期待早日看到相应的成果。

　　（作者系中华书局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