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整理工作需要新思维
2022年07月01日 08:3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7月1日第2439期 作者:张继海

  2022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是指导我国新时代古籍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对相关单位和行业产生了很大影响,引发了热烈学习和讨论。笔者从古籍整理出版的角度,谈一谈对《意见》的认识。

  《意见》分为5部分18条,这5部分讲的分别是总体要求、完善体系、提升质量、加快利用和强化保障。第3部分“提升古籍工作质量”应视为《意见》的核心和基础,其中第8条为“提升古籍整理研究和编辑出版能力”,值得仔细研读。下面,我们试对第8条的前半部分作逐句分析和解读。

  古籍整理出版要提高针对性

  《意见》指出:“根据不同类型古籍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做好整理研究和编辑出版,防止低水平重复。”什么是“不同类型古籍的具体情况”?就是说古籍的内容丰富多样、种类不同,重要性也不一样,此前针对这些古籍的整理研究和编辑出版情况也不一样,要分出轻重缓急,对于此古籍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位置坐标、历史地位和影响、当下需求的紧迫程度,要有充分调查和清晰定位。概括地说,就是要先做好调查研究,如《意见》第9条所说的,要做好“分类分层次整理出版”。它是一流作品,还是其他层次的?它是未经过科学规范整理的作品,还是被反复整理,甚至被伪整理的作品?它是需要做注释或今译,还是有点校即可,或直接影印就可以?怎样做才是适合它的整理方式?或者可以后出转精,或者可提供一个填补目前空白的整理本形态?这与做课题研究一样,要先把学术研究状况等都摸清楚,然后才谈得到接下来工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特别是提高针对性,也就是第二句所说的:“有针对性地做好整理研究和编辑出版。”这里的关键词是“针对性”,这是从正面强调和引导。后面一句 “防止低水平重复”,是从反面警示和提醒。就是说,整理研究和编辑出版要做到真有价值,既不要闭门造车,以免与已有的成果撞车,更不要出于盈利目的或个人的算计,造成有意的重复。

  “根据不同类型古籍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做好整理研究和编辑出版”,如果具体到古籍出版,就是强调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做好规划:古籍的各个门类里有哪些重要的基础典籍,哪些做了整理,哪些还没有做;在整理的典籍里,哪些做得好,哪些做得不好;在整理得比较好的典籍里,还有没有提高的空间,或有无空间在整理方式、底本校本特色、内容深浅、产品形态等方面做出差异化;如果还有出版的空间,谁对这本典籍研究有素?他先前的研究成果有哪些、质量如何?古文献的功底怎样、治学特色如何?如果此人不能胜任,还可以考虑谁?站在出版社的角度,就是一定要做规划和计划,不仅要求对古籍本身熟悉,还要求对出版状况和学界的活跃学者与研究动态熟悉,掌握主动性。只有这样,才能慢慢建立自己的主阵地和品牌产品,“结硬寨,打呆仗”,逐渐积小胜成大胜。

  加强传世文献系统性整理出版

  《意见》第8条接下来的4句话,每一句皆有深意。“加强传世文献系统性整理出版”,关键词是“系统性”。对于传世文献的整理出版,必须有系统性考虑,比如经、史、子、集四部,不能有太明显的畸轻畸重;再比如集部,从先秦到明清,不同时代的作品应该兼顾;在同一时代,诗词曲文的不同文体亦需考虑,代表作品各有哪些,重要的别集、总集、选本有哪些……这就是系统性。比如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目前已经出到100多种,但是唐宋八大家的作品至今还没有出全。中华书局还有一套“理学丛书”,一些重要品种长期缺乏,如“北宋五子”,《二程集》《张载集》《周敦颐集》早就出版了,但是一直缺《邵雍集》;又如“陆王心学”的代表作品,《陆九渊集》早就出版了,但王守仁(阳明)的集子一直阙如。前些年,上述缺憾才得以弥补。系统性思维,就是要在通盘考虑的前提下,抓住和解决关键问题。当几个选题出现在面前时,能立刻判断出什么是“这个可以有”,什么是“这个不能没有”。“这个可以有”的选题,是壮大产品声势和规模的,而“这个不能没有”的选题,却是该产品系列中的棋眼,没有它则处处窒碍,有了它则满盘皆活。

  回望几十年来传世文献的整理出版,如果说系统性上还有明显的薄弱环节,自然科学古籍的整理出版需要补的课还比较多。这主要是因为此类古籍比较专业,而一般从事古籍整理研究的人多是文科背景,不太懂自然科学古籍的内容;而专门从事自然科学史研究的群体太小,且其主要精力是利用资料做研究,有意识地从事古籍整理的学者凤毛麟角。从长期来看,这一状况无法满足我们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

  推进基础古籍深度整理出版

  “推进基础古籍深度整理出版”,是接着上一句“加强传世文献系统性整理出版”而说的。“基础古籍”对于“传世文献”而言,强调的是“基础”,这些古籍在传世文献中居于基础、根本和核心地位;“深度”是对于“系统性”而言,如果说传世文献的整理出版要考虑系统性,那么基础古籍的整理出版必须要有深度。所谓“深度”,并不是越深越好,而是指针对基础古籍的重要性,在整理方式和呈现形式上要体现出差异化,可以有不同的产品层次和立体化。比如《史记》《论语》《古文观止》《庄子》,这样的古籍,有十几种、几十种整理的版本并不算多,根据读者对象的不同(比如中学生、城市年轻白领、专业研究者、一般文史爱好者、老年群体等),根据理解能力和实际需求的不同,在内容的深浅、说解的难易程度、资料的详略、板块的设置、附录和增值内容的多寡等方面,可以各有特色、各擅胜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基础古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要围绕基础古籍精耕细作,把新发现的材料或版本、新的研究成果吸收进来,把作者的研究心得体现出来,在撰写前言和作注释、评析时注意融入时代精神,不断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基础古籍的整理出版更要坚持学术和专业性优先,确保学风严谨、知识准确、质量可靠,确保每一个整理本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不可替代性。

  加快出土文献成果出版利用

  《意见》指出,要“加快出土文献整理研究成果出版利用”。针对出土文献,关键词是“出版”和“利用”。出土文献的大宗是甲骨文、金文、简牍和墓志,广义的出土文献还包括玺印、封泥、钱币、陶文、镜铭、砖瓦、漆器、缯帛、地上碑刻等各种材质上的文字材料,以及稍为晚近的敦煌文献、吐鲁番文书、黑水城文献等。近些年尤为活跃的是战国秦汉简牍的整理和出版,除了正规挖掘出土的之外,也有从海外市场购买和入藏的。应该说近年来简牍的整理和出版日益正规,运用了红外扫描等技术,图片处理和版面设计更精细和科学,整理质量和出版速度较之前都有提高,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也要看到存在的不足,就是过于注意新发现或新发布的材料,带来一些浮躁、趋利等不良现象。回过头来总结和反思,新材料到底带来了什么助益?提供了哪些新认识?解决了学术上的什么难题?在具体的个案问题研究基础上,我们还缺少通贯的、综合性的研究;很多选题过于细碎,虽不能说毫无价值,但价值和意义确实有限,难以再提高一个层次,放在稍微宏观一些的视角下来审视,更不要提在文明史、整体史的框架下来考察它。这也就决定了出土文献的整理研究看似很热闹,但是很难出圈;出土文献的出版物定价太高、印数太少。《意见》在这里还特别强调了出土文献的利用问题。出土文献的功用何在?对传世文献形成了哪些有益的补充?这是难以回避的问题。

  推进古籍文献集成性整理出版

  这里的关键词是“集成性”。既有通代专题文献的集成性,也有断代文献的集成性。自1958年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以来,60多年间,古籍整理出版取得了显著成绩,很多经典都已经得到整理。在此基础上,应该考虑通代或断代的集成性的整理项目。通代的专题文献方面,我们已经做过不少,如《琴曲集成》《古本戏曲丛刊》《海外中医珍善本古籍丛刊》《历代笔记小说大观》等,但是以影印的居多,排印和深度整理的较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可以算一个代表;断代的集成性项目,情况要好得多,自清人的《全唐诗》《全唐文》以下,近人从事的总括一代诗、词、文、曲、笔记、赋等的带“全”字的项目,已经蔚为大观。不难看出,带集成性的整理出版项目,多是偏文学方面的,其他学科或专业方面的还比较少,在开展中的有儒藏、子藏、子海等。后面再开展此类项目时,应该考虑学科的均衡和时代的均衡,既要力避重复,也需要有人敢啃硬骨头。比如“敦煌文献合集”项目从20世纪90年代启动以来,迄今仅出版了经部文献,另外三部还遥遥无期。我们知道项目难度很大,承担斯役者付出很多,期待在不久的将来能看到突破性进展。再如《甲骨文合集》出版至今已逾40年,其间新发掘和公布的甲骨资料不胜枚举,有学者已经在做新的甲骨全编,就是适应时代变化和学术发展的必要之举。我们期待早日看到相应的成果。

  (作者系中华书局副总编辑)

责任编辑:常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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