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情一词最初来源于美学理论。最早使用移情一词的是德国美学家弗里德里希·费舍尔(Friedrich Visher),他认为移情是人把自己外射到自然事物里去。后来美国心理学家铁钦纳(Titchener)将德文词“Einfühlung”翻译成英文,于是创造了一个新词“empathy”,从而宣告了该词的诞生,其含义是将你自己投射到所观察的事物中去。现在对移情的理解已与其最初的含义相去甚远,一般认为移情即感受到他人的情感,具体而言,便是对他人的快乐或痛苦感同身受,其实质是情绪在人际之间发生了移动。那么,移情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
移情是自动加工的
“移情的加工是自动的”这一观点最早可追溯至100多年前,如德国心理学家、美学家利普斯(Lipps)就认为,我们通过内部模仿他人的姿势、行为而达到理解他人的目的,并将其理论运用于移情过程。该观点虽并未明确说明移情是自动加工的,但含有一定程度自动加工的思想。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移情的发生机制提出各自的理论解释,主要包括模仿理论和知觉—动作模型。
模仿理论(Simulation Theory, ST)认为,我们理解他人的心理状态,包括情绪状态,是通过在我们的心理内部模仿或再现他人的心理或情绪状态而进行的。但该理论学派内部在自动性的程度上也存在一定的分歧,有的研究者认为模仿是纯自动的过程,有的研究者则认为这种模仿并非完全自动的。
普雷斯顿(Preston)和德瓦尔(De Waal)在对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进行整合的基础上,提出了知觉—动作模型(Perception-Action Model, PAM)。其主要思想为当主体知觉到客体的状态时,将自动激活主体对相应状态、情境和客体的相关表征,而这些表征的激活将自动产生与之相关联的自主的躯体反应,除非被抑制。具体至移情这一主题而言,当个体观察或想象他人处于一定的情绪状态时,将自动激活观察者与该情绪状态有关的个人经验的表征。
镜像神经系统(mirror-neuron system, MNS)的发现为模仿理论和知觉—动作模型提供了神经生物学的依据。该系统的命名与镜像神经元息息相关。镜像神经元最初由里佐拉蒂(Rizzolatti)等人在恒河猴大脑中发现,正因这些神经元似乎可以在观察者的大脑中直接映射别的个体的动作,故命名为“镜像神经元”。随着研究的深入,不断发现人类在动作领域存在镜像神经系统的证据,该系统在个体自己实施行为和个体观察他人执行同样的行为时均被激活。后来,研究从人类的动作延伸至情绪领域,得到不少实证研究的支持,但主要集中在移情中的疼痛移情领域。诸多移情研究表明,在自己与他人之间存在一个共享的神经网络,当知觉他人疼痛或厌恶时,这一网络便会自动激活。正是经由这条镜子似的神经网络,架起了人与人情绪之间的桥梁。它的存在能够帮助我们快速地对他人的情绪“感同身受”,从而达到更好地理解他人、与他人交流的目的。
移情是善于被调节的
移情的自动性加工似乎意味着无论何时何地,也不论面对什么对象,当我们目击他人的情绪时都能自动地、不加选择地产生移情。但在现实生活中,情况并非如此。例如,在街头的某一个角落,时常可以见到有人含泪乞讨,而我们并非每次都能够产生移情。如果一看到这类情境移情就会自动产生的话,那么我们的情绪将处于无休止的混乱状态。但事实上,我们并非这样。所以,对于人类而言,移情决非简单的、纯粹外界刺激驱动的过程,它更为复杂。于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人类高级的认知过程在移情发生中的作用。
戈韦特(Goubert)等人提出了疼痛移情的发生模型。该模型认为个体先前的经验和分享的知识影响着疼痛移情反应的产生,具体表现为自下而上(bottom-up)和自上而下(top-down)加工过程的影响共同作用于个体对他人疼痛的体验,该体验进而促使个体产生相应的情绪和行为反应。其中,自下而上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他人疼痛的面部表情和背景中的疼痛线索;自上而下的影响因素则包括观察者自身的疼痛经验、分享的知识和疼痛灾难化思维。
德维盖蒙(De Vignemont)和辛格(Singer)则在神经科学、发展和社会心理学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认为移情是通过个体与他人间的共享神经网络的激活而发生的。这一神经网络在我们感受自己的情绪以及观察他人的情绪时被激活。但是,他们并不认可移情随时都会自动发生,这是因为:首先,现实生活中的经验并非如此;其次,如果移情任何时候都是自动的,它就会在我们无意识的情况下发生,那么此时的移情似乎与我们没什么关系,因为我们压根意识不到,并且它与情绪感染、模仿等也将没有分别。所以,他们认为移情不仅仅是消极观察或知觉他人情绪的结果,它还会受评价过程的调节。
戴西迪(Decety)和莱恩(Lamm)基于进化、认知神经科学和社会心理学等不同的视角,对移情的研究进行了整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更为完善的移情加工模型。该模型包括自下而上(bottom-up,知觉与动作之间的直接匹配)和自上而下(top-down,执行功能、调节控制)的信息加工过程,这两种过程的相互作用决定着移情的产生。前者处于较低的水平,能够被知觉输入自动激活(除非被抑制),而后者中的执行功能则是用来控制认知和情绪的。后者不断被前者输入的信息更新,反过来又通过自上而下的输入控制前者,从而增加了移情的灵活性,使其较少依赖外界线索。因此,该模型认为移情既包括通过自下而上的加工过程而自动发生的成分(如情绪分享),同时也包含通过自上而下的加工过程而非自动发生的成分(如观点采择),并且两种信息加工过程之间的关系并非静止的,而是相互作用、不断变化的。
通过对移情加工机制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目前研究者逐渐认可移情一方面包括观察者通过共享神经网络自动的、无意识的激活,同时也受到自上而下的调控或评价过程的调节。也就是说,移情不是单纯的刺激驱动的过程,它是善于被调节的,从而解释了人类移情的灵活性与复杂性。
(本文获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西南边境农村老年人的生存现状及养老需求的调查研究”(17BSH101)资助)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心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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