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夏天，工作之余，我想了却一个心愿，于是专门从敦煌市租了辆车，前去寻找党河东岸的文县湾，试图寻访相隔近300年的文县后裔及乡音余续。因为近代史料上分明记载着，当初有一批来到敦煌的文县移民。

　　元明期间，敦煌人口经过四次大规模内迁，人口剧减。清雍正初年，清政府开始主导移民屯垦实边。从雍正四年（1726）开始的短短两三年内，将甘肃五十六州县贫民计二千四百零五户迁徙到敦煌党河东西沿岸，当时形成了一个不小的敦煌移民潮。新到敦煌的移民，以原迁出地的县籍为单位，相聚而居，并以原县名称呼其所居住的街坊里巷为某某坊。每一坊设坊长一名，每十户立甲长一名，形成了一种移民管理的社会管理形制——农坊制。

　　从敦煌县志绘录的《雍正移民隅坊图》可知，文县坊有两处，分别位于党河东岸的上下“永丰渠”和新旧“伏羌渠”之间。前者与崇信坊、平凉坊、狄道坊临近，后者与阶州坊、静宁坊毗连。文县坊，后直接简称文县，地名也称作“文县湾”。

　　走走停停，一路上我们逢人就问，基本无人能说出“文县”或“文县湾”所在。走到一个叫苏家堡的地方，找到一位71岁的郭法尧老人，才了解到线索。他说苏家堡早年叫隆德堡，可能是从六盘山下的隆德迁徙而来的居民命名的。他小的时候曾在文县（文县湾）上过小学，地方在今郭家堡镇的七号桥村。获知这一消息，我立时心花怒放，迅速奔赴目的地，对一路所经的每道河、每条路都倍感亲切！

　　到了七号桥村，问了七八个村民，依然说不出文县湾的具体位置。事实上，早年命名的“永丰渠”“伏羌渠”现已无从寻觅，文县湾现也完全看不到“湾”的痕迹，地势很开阔，也很平坦。有人说，这里有一位年龄最大的老人叫杨东芳，现年86岁了，就看他知不知道。在一角城垣遗址旁边的农户中，我们终于找到了杨东芳夫妇。巧的是，他几十年前曾担任过文县大队的书记。据他回忆，20世纪70年代，这里还叫文县湾，现在早不叫了。这片地方1949年前后曾有狄道庙、阶州庙、洋汤庙，差不多每个迁徙村落都有一个庙。因为初来乍到的河东人，需要原先的地域“标签”，于是有了各自的“某某坊”；背井离乡的远道人，需要建造一个敬奉远方祖宗的场所，也据此填充对乡愁的寄托，于是有了不同风格的“某某庙”。

　　据史料可知，雍正移民之后，党河两岸的这种“庙”甚多，一时蔚为风尚。《敦煌县志》中说：雍正移民“分六隅五十六坊，各坊多修建庙宇，信仰风俗保持了原居住地的特点，地域和语言的不同呈现出敦煌及来自各地的历史与文化的丰富多彩，可谓是‘三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每年七月三十日举行地藏会，“因敦煌居民多为迁户，遂于是日准备金银锞、纸钱，装一大袋，请写字先生在袋上写明先祖地址、名讳，烧在神位前，托漕官爷爷寄给祖先，名曰‘带包’”。

　　狄道庙自然是狄道（今临洮县）人所建，阶州庙为阶州（今武都）人所建，洋汤庙呢，即文县人所建无疑。文县天池就是“洋汤池”，“洋汤”为藏语里的“天池”，“池”是汉语的解释，构成了藏汉合璧的地名词。池边自古就有“洋汤庙”，从天池流下来的河被称为“洋汤河”，在河口注入了白龙江。据“洋汤庙”之名，可以判断当初的文县移民来自高楼山北麓的洋汤河流域各村落。

　　地名是历史的“化石”。从敦煌县志《十渠水利一览表》中，我们能看到总共有九十六坊，许多跟黄河东西今地名相对应。以“下永丰渠”为例，该渠“应浇民田二十五坊：西河坊、靖远坊、会宁坊、泾州坊、安定坊、两当坊、灵台坊、隆德坊、东安定坊、东灵台坊、东泾州坊、东会宁坊、东镇番坊、下靖远坊、下渭源坊、徽州坊、镇原坊、会宁坊（可能有重复）、平凉坊、狄道坊、新狄道坊、新平凉坊、中平凉坊、文县坊、崇信坊”。这些对应的来源地地名中，只有“泾州、镇番、徽州、狄道”后来分别改为“泾川、民勤、徽县、临洮”，除此之外，大多数地名依然延续至今。可惜的是，当初异彩纷呈的“某某庙”，现已荡然无存。不仅如此，敦煌的原地名现在也已变得面目全非，“文县坊”“文县湾”的地名已不复存在，星星点点的“某某坊”已踪迹难寻。

　　敦煌的地名曾经过两次集中改易：第一次是在1969年，被改换的地名几乎达到80%以上；第二次发生在近20年间。由于城镇化步伐加快，许多村民搬入市区安居乐业，不再回村庄，加上政府规范地名，给每个村颁发一个正式的村名牌，新村名大多与早先的村名脱离了关系。如七里桥村所属的另一个小村，挂的村牌叫“荆州”，我颇怀疑是“阶州”或“泾州”之讹误所致。“阶州”和“泾州”，无论史书或地名昭示，都有移民敦煌的明确记载。而“荆州”远在湖北，史料或敦煌老地名都不能提供“荆州”移民的证据。

　　古老的方言呢？我随便列举了几个文县方言中的语音特征，任凭杨东芳老夫妻苦思冥想，连他记忆中的已故父母口中的话都回忆过了，依然说不上有丝毫对应的痕迹。两位老人的话听起来与今临洮、渭源的话反倒有些相像。沧海桑田，人事奄忽，不得不让我们嗒然若丧。

　　敦煌的文县移民，是来自甘肃省最南端也应该是距离目的地最远的移民。此行让我感触极深：当初，他们经历了何等的艰难困苦，才到达敦煌，并建成新的家园。300年后的今天，村庙没了，地名改了，方言融合了。但我想，敦煌的“文县”还将长存于人们的记忆中。我不会是最后一位来敦煌寻访“文县”的故乡人。在新的时代，“文县”不会只是留存于文献中的历史的回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