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主题是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对此我有一个很简单的想法。实际上，这个想法也是这几年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也就是全组织+强技术对国家形态的影响，这可能意味着一种新国家形态的诞生。

　　政治学研究需要将国家具象化

　　政治学以国家为研究对象，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同一时期不同国家的“国家”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当下这个社会，尽管是全球化，整个世界也连成了一体，但是中国的国家同美国的国家，或者同日本的国家、同欧洲的国家应该不是一回事，甚至有根本性的差别。所以，政治学仅仅以国家为研究对象还不够，还要把这个国家具象化，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即使同一个国家，实际上在不同时期也是不一样的。譬如说我们这个国家，不要说古代社会的国家同现在不同，就是近现代以来，甚至新中国成立以来，现在的国家和过去六七十年代，甚至八九十年代相比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政治学以国家为研究对象，但要注意不同时期、不同国度的“国家”的个性特征是非常明显的。

　　新的国家形态有待命名

　　霍布斯说，“把大家所有的权力和力量托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能通过多数的意见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的多人组成的集体……这一点办到之后，像这样统一在一个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称为国家，在拉丁文中称为城邦。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的诞生——用更尊敬的方式来说，这就是活的上帝的诞生”。

　　恩格斯当年是这样定义国家的，“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

　　显然，今天的国家已经不是霍布斯时代的那个“利维坦”，今天的国家也已经不同于恩格斯所说的那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今天的国家是一种新的国家形态，现在有待命名。

　　我们都知道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有一个倾向性的观点，即认为国家有一种逐步消亡的趋向，即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国家就会逐步走向消亡，至少会逐步弱化它的政治统治功能。而当下现实中的国家无论是在观点的、理论的还是实践的层面恰恰凸显出它发展的另一种趋向。

　　新国家形态的基本要素

　　我们看到，现在的新国家形态有两个基本要素。第一个叫全组织，导致这个趋向的原因是现代的所谓“国家建构”。现在讲政治共同体，就是要统一起来，把社会组织起来，来建立起强大的国家组织，以此来奠定国家的基础性力量。在这样的全组织之下，社会的所有类型、所有层级、所有规模的子组织都被包容在内。这几年，我们经常提到的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全覆盖、无缝隙、网格化，都可以看作是全组织的表现形式。

　　这样的全组织还具有超强磁力，使得所有人自觉不自觉地按照组织逻辑来办事，只要一进入组织体系，就会按照组织逻辑来行动，所有参与者在组织逻辑上实现高度统一，进而使得组织更加强大有力。因此，新国家形态实现了过去任何时代都没有实现或者无法实现的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全覆盖、无缝隙、网格化这样的一种组织形态。

　　第二个就是强技术。现代政治实现了技术武装，现代交通、通讯、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全方位运用，使得政治的“技术含量”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国家力量的全面技术化武装解决了很多治理上的问题，很多方面的社会问题，都可以通过技术方法来解决。比如这次疫情防控，就得益于许多技术的娴熟运用。

　　新国家形态的基本特征

　　上述两个基础性要素的组合，即组织+技术，使得国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壮大和发展。组织具有发展、运用、垄断技术的独特条件，而技术为全组织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因此组织+技术就使得当今的国家如虎添翼、所向披靡。

　　这个新国家形态具有这样一些基本特征：一是它实现了从全能型到确能型的转变。我们以前经常说全能型政府，现在全能还不够，因为全能不一定真正全能，现在国家已经达到了确能型，就是说它确实能。完全不用怀疑一个国家和政府的力量，它只要想解决问题就可以解决，想去做什么事就肯定能做。二是国家真正对社会承担着无限的责任，反过来人民也是觉得所有事情必须依靠国家和政府。对于我们国家来说，使命型政党的自我定位也是基于这样的基础。三是国家至上，所谓“没有国哪有家”达到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新国家形态的诞生，已经或者正在颠覆经典的国家概念，已经或者正在重构传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形态，已经或者正在冲击人类既有的政治理想和政治价值观，已经或者正在改变所有社会成员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所以这些变化，需要引起政治学研究的高度关注。

　　（作者系上海市政治学会会长、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