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息处理层面可能出现一种算法主导，甚至是算法专制。对于数据的采集和处理，背后都需要算法作为支撑，这些算法决定了哪些数据被采集，又应该如何处理。这一过程高度技术化，会带来一系列非民主的问题。

　　数字民主是基于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科学技术形成的一种新型民主。在西方国家，大数据对民主政治产生重要影响的经典案例就是助力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中胜出，并且在总统任职期间创造了“推特治国”的先例。这亦表明，数字技术对于民主政治的影响具有复杂性，甚至可能成为妨碍民主政治的因素。因此，要客观评价数字民主的价值与趋势，需要对其发展的缘起及背后的导向加以批判性的反思。

　　西方数字民主的缘起

　　数字民主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基于经典民主议题形成的一种民主模式。在传统民主政治当中，公民知情权、民主与舆论、媒体与民主等主题，都是数字民主的原初议题。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托克维尔明确指出，美国的民主有赖于地理、法制和关心政治的民情。但如果要排序的话，那就是地理不如法制，法制不如民情。民情这个传统而古老的命题，正是当代数字民主的来源之一。

　　数字民主运用数字技术赋予民主的民意维度以新的形式。在民主政治当中，必然会存在信息的问题。从公民方面，无论是公民对信息的获取、讨论、协商，还是国家的信息公开、透明度、阳光政府建设等，都广泛而直接地与民主相关。从国家方面，对公民意见和态度的感知，对网络舆情的收集、整理和应对，都是当代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内容。进入21世纪，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突飞猛进，给民主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撑。

　　根据美国政治科学家伊斯顿的政治系统理论，西方民主可以看作一个“输入—处理—输出”要素前后衔接、形成系统的流程。公民输入对民主的要求和支持，民主机构处理后形成相应的公共产品；公共产品被公民接受后又形成新的要求和支持，重新输入到民主机构。这样不停地循环往复。在这个复杂的过程中，信息过程是非常重要的环节。民主是否能够非常敏锐地感知到公民的输入，并把这些信息进行综合处理，及时地回应公民需求，主要是在这样的过程中进行的。在西方传统的环境下，这个过程是通过人工方式做到的，比如大量的调研、采集民意等，其系统性能力比较有限。随着现代国家越来越复杂，这些传统的民主手段显得捉襟见肘。在这种情况下，像大数据、互联网和云计算这样的现代科技被引入政治系统中，有了更大的应用空间，也衍生了数字民主的新形式。

　　西方数字民主的技术导向

　　由此，我们看到，西方数字民主首要而鲜明的特征就是数字技术导向。数字民主并没有改变民主的本质，但顾名思义，它改变了驱动民主尤其是民主信息流程的技术手段。数字民主能够通过最新科技直接从网络获取海量数据，用以驱动民主过程，实现对民主政治的流程重组。从信息的采集、处理，到最终民主产品的产出，数字民主的程序是以技术为主要驱动的。

　　一方面，没有互联网，民众的舆情就不会通过网络表达出来；没有大数据，这些网络舆情也得不到收集和处理；没有人工智能，这些收集和处理的网络信息就达不到可用的高精度。这几个关键的技术对于数字民主来说是相辅相成的。随着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出现，对互联网的运用也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比如，算法和算力，神经网络模型，机器学习尤其是深度学习，使得人们面对海量的互联网资源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处理能力。谷歌等公司开发出的Word2vec、TensorFlow、BERT等模型，将人类的计算能力推向新的高度。

　　另一方面，新的数字技术为民主的关键问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诸如大数据舆情监测、主动采集民意的应用越来越普及，国家和政府可以运用新技术主动采集民意。这极大改变了传统环境下舆情和民意的采集和处理过程，使传统民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需要看到的是，大数据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么神奇。很多时候，大数据的准确性和效用性甚至只是“大概的数据”。

　　西方数字民主国家导向的不确定性

　　学者在讨论国家能力时，有人重视税收能力，有人重视军事能力，但现代国家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就是国家的信息能力。国家的信息能力就是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的技术手段收集、处理和回应民意的过程。只有收集了有效的民意，对民意进行综合处理，民主输出的产品才是有效的。传统政府收集民意的方法非常有限，但现代信息通信技术的大发展打破了这一切。理论上，网络舆情会实时同步到国家各个层面，打破了空间的限制。这种信息的获取能力是非常强的。

　　在西方数字民主的发展中，国家导向目前来看还不是十分显著，到底是国家导向，还是大公司导向，还在发展过程中，不是十分明确。对于大公司而言，大数据意味着营收来源，广泛地将大数据运用于商业领域，也是推动大数据发展的原动力。因此，西方一些大公司掌握了国家和政府都无法全面掌握的信息，它们对公民态度尤其是公民在经济方面偏好的把握，已经远远地超出了国家的能力。可以说，它们有运用大数据进行数字民主的能力，也往往成为政府合作的对象。

　　数字民主在技术运用方面的便利为国家导向提供了更为现实的可能。彻底的数字民主，甚至不需要公民和政府对话，政府就能够非常清楚地知道民意。这实际上是主动运用大数据收集民意，在进行相应的分析后，对民意做出快速回应。公民甚至不需要参与国家事务，国家就知道他的想法。这对国家的信息能力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也意味着对民主内涵的重构。

　　西方数字民主的管理导向

　　国家导向的数字民主，会突出管理导向。基于数字民主，西方国家直接通过各种政治工具和政策工具来实现“民主”。在实时的舆情监测系统中，民主已经不再是一个由公民主动向政治系统提交的过程，而是一个政治系统主动采集、即时处理的过程。它使得传统民主政治宏大的、带有政治性质的叙事被分解为无数个日常的、充满治理色彩的“民主”实践。

　　在技术的主导下，数字民主也可能会产生一些隐忧。在信息处理层面可能出现一种算法主导，甚至是算法专制。对于数据的采集和处理，背后都需要算法作为支撑，这些算法决定了哪些数据被采集，又应该如何处理。这一过程高度技术化，会带来一系列非民主的问题。还有一个可能的后果就是政治极化。大数据会更精准地识别用户偏好，并推送相应的信息，这会产生一种“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效应，使得公民只接受某些他喜欢的信息，固有的意识形态不断被强化，逐渐封闭起来，也越来越极化。

　　对数字民主比较乐观的人会认为，未来已来。诸如特斯拉的脑机接口、脸书的元宇宙等，这些新的数字技术对政治尤其是民主政治产生的影响是直接而现实的。但科技进展与政治实践之间也存在着不可忽略的距离。数字民主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尚需要时间来检验。

　　（作者系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