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人类社会迈入第四次工业革命，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新兴科技驱动着人类社会的快速数字化转型。新兴科技的快速迭代和快速渗透，引起全社会快速地信息化和数字化。而新一轮科技革命又恰逢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治理制度、体制和机制的现代化。

　　科技革命驱动政治文明发展

　　科技革命驱动着生产力质的飞跃，由此驱动着上层建筑——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和国家治理体系的转型。

　　第一次工业革命以英国为社会试验场，形成了以工具理性为基础的准科层制组织，相应的政府组织形式亦成为世界性的早期治理现代化模板。第二次工业革命产生了新的动力系统，驱动专业化分工和流水线式生产模式的形成，促使巨型科层制成为政府和企业共同的组织形式，韦伯意义上的科层制成为全球政府组织的主流形式。以计算机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促进了服务型经济和电子政务的产生，以无间隙政府、新公共管理等政府改革为标志对传统科层制组织形式进行了自我调适。

　　如果说前三次工业革命塑造了工业社会的政府形态，我国在此期间始终居于“追赶”和“学习”状态；那么第四次工业革命则表现出强烈的“中国印记”。我国积极参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变迁进程，率先探索适应于数字与智能技术的治理模式，这促使我国在数字政府领域走在世界前列。

　　随着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推进，整个人类社会正在经历一个“快速、大尺度、深层次”的数字化转型浪潮。“大尺度”意味着这种数字化转型是全球范围的数字化，而不是个别区域的数字化。“深层次”反映了新技术对人类社会组织方式、运行机理和价值体系有革命性影响，而非仅仅影响表层现象，譬如数字与智能技术已经在深刻地变革着人们的社交、交易方式，甚至重构着人们与政府互动的方式。

　　信息政治学的理论视角

　　以数据驱动和数字化治理为核心特征的政府数字化转型，成为近年来全球政府治理改革的核心议题，由此产生了大量新生政治现象，迫切需要新概念、新理论来理解、解释这一革命性变革。

　　从政治学视角来看，信息问题自古以来就是国家治理的一个关键问题，也是一个治理难题。庞大的国家如何解决上下级之间的信息问题，国家与社会如何有效实现信息交换问题等，都是经典的国家治理难题。作为一种新兴理论视角，信息政治学为理解国家治理的信息基础，以及国家治理过程中信息生产、信息汲取、信息扩散、信息处理乃至信息使用的原则与逻辑提供了理论视角。概言之，信息政治学关心两个核心问题：

　　一是国家内部的信息问题。这源于现代政府普遍依据韦伯式官僚制来组织，委托代理关系成为国家内部组织构成的基本模型，由此产生大量信息问题，如上下级政府间的信息不对称、信息碎片化以及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等。此外，国家内部信息问题还涉及信息处理问题，如政府如何从有限信息中发现经济社会运行的规律等。

　　二是国家与社会进行信息交换的问题，涉及包容性制度和公共空间建设两个维度。现代国家建立在人民主权基础上，因此国家有效地感知、吸纳和回应社会偏好、社会诉求的能力至关重要。构建包容性制度旨在提高国家理解社会的能力，即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畅通信息，构建国家—社会信息传输和交换体系，提升国家的信息汲取能力。此外，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信息机制还涉及如何加总、筛选社会偏好的问题，如谁的偏好或者哪些偏好应该排在优先位置，如何最有效地识别、加总和筛选公共需求，使其进入政治议程。

　　数字时代的国家信息能力

　　国家治理的信息机制包括国家内部、国家—社会之间的信息汲取、信息共享、信息交换和信息处理等关键议题。进入数字时代，国家治理的信息机制在数字与智能技术的“赋能”作用下变得尤为重要，成为国家治理“新范式”的新生机制。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治理主体日益复杂多元，只有信息要素可以把多元主体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动态系统，依靠信息机制来实现国家与社会、社会内部的合作与协同。因此，信息就成为国家决策、政府感知社会、政府与社会沟通、政策评估、政治问责和政治传播的核心机制。因此，国家治理需要具备国家信息能力。

　　数字时代，国家信息能力源于新兴数字和智能技术“赋权社会”和“赋能政府”两种路径。一方面，以数据、信息、知识为代表的新兴社会资源一定程度上重塑着不同社会主体的行动模式，并对既有治理格局产生颠覆性影响。作为社会治理的关键，数字技术对个人和组织发挥着显著的“赋权”功能。依靠数字技术，人们通过获得信息、参与表达和采取行动等行为方式实现自我增权。另一方面，“技术赋能”促使国家主动运用新兴技术构建全新治理模式以及新型“治理技术工具箱”，由此驱动着政府在组织体系、治理规则、治理能力和治理技术层面的革命性变革，数字政府呼之欲出。在两种路径的双向作用下，作为数字时代国家治理的新形态，政府数字化转型旨在运用数字与智能技术，协同社会主体，通过重塑治理结构、优化政府职能、革新治理理念，以同时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社会协同能力。

　　国家信息能力由信息汲取能力和信息处理能力构成。信息汲取能力致力于解决信息稀缺难题。信息不对称的本质是信息稀缺，政府回应性低本质上是国家缺乏理解社会的“稀缺信息”。信息稀缺难题的破解在于构建信息汲取能力，如我国在制度设计上形成了“自上而下”督察、巡视和“自下而上”群众路线、网络问政相结合的信息汲取机制，政府内部形成了垂直部署的政府信息化工程和横向整合的政府数据治理体系。

　　解决了信息稀缺难题，第二个难题就是信息过载问题。由于信息来源丰富、信息体量巨大、信息维度多元，且信息标准不统一，信息处理能力就变得极为重要。信息处理能力是国家与社会对海量数据进行标准化管理、聚合化处理和数据挖掘分析的能力，主要依赖于两种信息处理机制。一种是相对比较成熟的“行政机制”，譬如很多地方政府建立的政府大数据中心、城市大脑等组织，依靠专业化人员以及专业化知识处理数据，更多采取中心化的数据治理体系，偏好利用标准化工具来“理解”数据所反映的社会经济运行状态和规律，但会产生个性化信息的“去噪化”处理。因此信息处理的行政机制在信息加总、信息吸纳、信息规制、信息监管等标准化治理场景中具有优势。第二种机制是正在蓬勃发展的“社群机制”，主要依靠社会协商、辩论、讨论和公共理性来处理多元复杂数据以增进国家对社会的理解以及社会协同能力。社群机制尽管效率较低，但具有重视“个性化”信息、激发社会活力、多中心协同、增进公共理性等特定优势，因此在信息筛选、偏好排序和信息反馈上具有重要价值。进入数字时代，当国家面临信息过载难题时，通过构建行政机制与社群机制“互补”提升国家信息能力成为必然趋势。

　　概言之，数字时代国家治理的变革可以被理解为“科技革命”和“制度革命”相碰撞而产生的一种演化。信息政治学成为我们理解数字时代国家能力和国家社会关系演变的独特理论视角。

　　（作者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长聘副教授、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