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术研究和国际政治领域，“全球南方”（Global South）是一个十分常见的概念，多用来指中低收入国家，其地理位置多位于地球南部。与之相对的“全球北方”（Global North）则代指高收入国家，其地理位置多位于地球北部。为更恰当地使用“全球南方”概念，并理解其历史背景和独特内涵，本报记者采访了多位外国学者。

　　从“南方”到“全球南方”

　　根据澳大利亚社会学家瑞文·康奈尔（Raewyn Connell）等人的研究，正式提出“南方”概念的是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926年，他在《南方问题的某些方面》中提到，意大利北方的资本家同时控制着北方工人阶层和南方农民阶层，并将意大利南方作为可剥削的殖民地。在后来的意大利社会思想领域，对“南北差异”的探讨集中于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但它与殖民主义的联系在发展经济学领域得到复兴。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提出世界经济“核心”（core）与“外围”（periphery）的划分，并与其他对正统经济学（orthodox economics）持批判态度的学者共同呼吁改革世界贸易体系，“北方”“南方”随之成为国际政治语言。一些曾沦为殖民地的发展中国家开始明确使用“全球南方”来表明其与工业化国家之间存在利益冲突。

　　在20世纪70年代的发达国家学术界，美国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人开创了世界体系理论（world-systems theory），以“核心/外围”替代“现代/传统”的划分；在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后殖民主义兴起。20世纪90年代，社会学的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分析框架使以上概念得到强化。

　　随着冷战落幕，“全球北方”“全球南方”的概念挑战了当时全球文化和社会趋于同质化的观点。虽然亚洲工业迅速发展、新兴经济体崭露头角使“北方—南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一定变化，但纽约、伦敦、法兰克福、东京等地金融资本的高速增长也加强了昔日帝国主义中心的经济优势。

　　近些年，“北方—南方”概念进一步延展。兴起于印度等南亚国家的底层研究（subaltern studies）关注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之间的对立关系以及殖民体系内支配（dominance）与从属（subordination）的相互作用；秘鲁社会学家阿尼巴尔·基哈诺（Anibal Quijano）的“权力的殖民性”（coloniality of power）则强调欧洲殖民主义在当代政治和文化中的残余，尤其是社会等级制度和知识形式；葡萄牙法学家鲍温图拉·德·苏撒·桑托斯（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的南方认识论（epistemologies of the South）和瑞文·康奈尔的南方理论（Southern theory）将“南方”视作与“北方”迥异的知识和思想“产区”。

　　今年，英国期刊《第三世界季刊》推出特刊《世界政治研究中的“全球南方”》。该刊特约编辑、德国智库发展研究所（DIE）跨国合作项目研究员塞巴斯蒂安·豪格（Sebastian Haug）谈到，在社会科学文献中，“南方”相关表达主要用作被殖民国家的统称，它们的地理位置大多处于殖民力量中心以南。“全球南方”常出现在关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残留影响、源于殖民历史的系统性不平等、“另类”权力和知识来源的潜力等话题的讨论中。在“南方”前加上修饰语“全球”有两层蕴意。第一，强调社会关系的互联性增强，将关于“北方”与“南方”、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的问题置于全球化背景下；第二，从以经济发展或文化差异为焦点，转向强调权力的地缘政治关系。

　　“全球南方”的三层含义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全球南方研究项目主任安妮·加兰·马勒（Anne Garland Mahler）告诉本报记者，“全球南方”这个概念现在有三个主要用法。在国际组织中，“全球南方”常用来指代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国家。这种基于国家的理解在深层次上源于冷战时期的政治思想。在学术界和社会运动圈子里，“全球南方”在地理意义上更加灵活，它指的是受到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负面影响的地区和人群。换言之，有些经济意义上的“南方国家”存在于地理意义上的“北方”，也有些经济意义上的“北方国家”存在于地理意义上的“南方”。这种地理灵活性带来了“全球南方”的第三层含义：一个彼此认可、处境相似的全球政治共同体。

　　豪格进一步论述了马勒提到的三层含义。第一，在基于国家的视角下，“全球南方”指社会经济欠发达国家，常用的划分依据是世界银行的人均收入数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指数（HDI）。虽然大部分多边组织在国别分类中不采用“北方—南方”的说法，但在学术界和政策界，许多人将“全球南方”视为“高收入国家”“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之外的其他所有国家。源自这一逻辑的国别标签，如“最不发达国家”，成为获得官方发展援助的资格标准。

　　第二，“全球南方”代表了不同的跨区域多边联盟。例如，七十七国集团（G77）是发展中国家在反对超级大国的控制、剥削、掠夺的斗争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个国际集团。对七十七国集团而言，“北方—南方”仍是多边谈判中的重要参考。通过不断挑战“北方”的结构性特权，七十七国集团在推动学术界和政策界南南合作的讨论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第三，“全球南方”作为一种抵抗符号，代表着既反对“北方”主导的多边秩序，也反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及其他霸权力量的抵抗情绪。这层含义与反抗持久的种族不平等和系统性支配的去殖民化努力紧密联系在一起。就“全球北方”而言，它通常指特定的国家类别，如“传统捐助国”“工业化经济体”，但在第三种理解中，它是一个对通过经济流（economic flows）、有力的意义建构形式和强制措施来主导全球社会结构的霸权力量的概括性称呼。

　　在马勒看来，由于“全球南方”概念有多种用法，学者在使用它时应该说明自己所选具体定义的出处。豪格表示，由于“北方”“南方”的定义多样，且可能随着时间推移发生显著变化，对于“全球南方”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问题，只能针对问题背景、涉及的主题和政策领域来回答。

　　学术分析工具

　　既然人们对“全球南方”有多种理解，它作为学术研究的术语，是否过于宽泛而不够精准？马勒谈到，当我们试图用一个词或一个概念来描述差别显著但被剥削境况相似的人群时，总会遇到问题——所有这些词或概念都有其局限性。有一系列概念被用于描述一种跨国政治想象（political imaginary）、一个全球抵抗集体，这个集体拥有遭受资本主义全球化冲击的共同经历。“全球南方”只是这些概念中的一个。据马勒介绍，“全球南方”作为一个政治理念源自全球公正运动（global justice movement），特别是冷战时期的三大洲运动。1966年1月，以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为主题的三大洲会议（Tricontinental Conference）在古巴召开，来自非洲、亚洲、拉丁美洲82个国家的约500名代表参会，会上成立了亚非拉人民团结组织（OSPAAAL）。三大洲运动常用“南方”指称世界范围内受压迫的地方，通过聚焦于种族暴力和种族不平等来批判全球资本主义。今天，人们在思考“全球南方”时应记住这段历史。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将反对全球资本主义不平等的努力与聚焦于改革国家和地方政府的种族公正运动结合起来。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一场反对种族资本主义的全球性运动。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过去15年里，“全球南方”概念日益流行，同步崛起的是一种新时代的社会行动主义（social activism），特别是团结政治（solidarity politics）。2008年金融危机及其后的“大衰退”（Great Recession）在全球范围引发了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强烈反对，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一些地区爆发抗议活动。在马勒看来，“全球南方”是对这些具有跨国、网络化性质的政治运动命名并理解其多重历史的一项尝试。

　　在学术界，“全球南方”已成为设定研究框架的流行工具。为了更清晰地展示这一趋势，豪格和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政治学教授杰奎琳·A.布瑞夫博伊-瓦格纳（Jacqueline A. Braveboy-Wagner）等学者分析了1994—2020年收录于科学文献摘要和引文数据库“斯高帕斯”（Scopus）的英语国家同行评议文章。他们发现，在这27年里，标题、摘要或关键词中出现“全球南方”一词的文章从30篇增至1600多篇，且在各个主题领域和学科均有体现。然而，大多数文章将“全球南方”作为一个既定范畴，未指明它究竟代表着什么、在多大程度上对本研究有所助益。可以看到这样一种趋势：学界将一切关于“第三世界”“发展中世界”“非西方”的实证研究都归类为“全球南方研究”，却没有学者系统性地考察各地之间的实际联系。

　　豪格提出，“全球南方”对不同的人来说可能意味着不同的事物，不同的研究领域也可能对“全球南方”的“言下之意”有不同的理解，承认这个范畴的变化性和异质性可能给我们带来收获。豪格和布瑞夫博伊-瓦格纳等学者建议将“全球南方”作为一个元范畴（meta category）来考察多边权力结构、分析机构的组织过程（organizational process）、以多种方式研究持续塑造着世界政治不同部分的宏观动态。

　　虽然当前“全球南方”研究领域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国家、不同族裔的研究人员，但不可否认的是，该领域许多核心出版物仍以英语为主导语言。对此，马勒建议，在未来的研究中，学界需要格外关注对英语去中心化，应投入更多注意力和更多资源来实现更丰富的语言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