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开始，社会史内容进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在将近四十年的历史进程中，社会史已经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学科方向，并从一定意义上改塑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格局，形成了学术新时代的典型特征。

　　“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

　　1986年10月第一届中国社会史学术讨论会召开，预示着史学发展一个时代性转向。学界围绕“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对象与范畴”“社会史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开展社会史研究的意义以及若干属于社会史研究范畴”等问题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讨论，这一学术概念的提出具有开拓性的学科价值和意义。此后，社会史研究稳步扎实地持续发展，取得令人欣喜的成就。

　　20世纪90年代以后，社会史研究呈现更加强劲的势头，专题性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发展为引人瞩目的学术方向之一。与此同时，一批对于学科发展具有影响意义的专著相继出版（如陈旭麓的《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龚书铎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乔志强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等；21世纪以来还有张静如主编的《中国当代社会史》）。系统性的社会史著作不断推出，一定程度上阐释了这一学科具有的时代影响力和学科价值，也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体系的初步形成。

　　社会史的兴起使得中国历史学研究内容实现了三大转向：由精英的历史转向普通民众的历史。传统史学关注的大多是历史舞台上的主角，社会史倡导研究普通人的历史，试图通过对社会大众日常生活的探讨揭示出“英雄”们借以出演的历史正剧的社会内容，从而全面深刻地揭示社会历史运动的必然规律和基本趋向。社会史导致的研究对象的日趋“下层化”或“大众化”，是它的时代特征之一。由政治的历史转向日常社会生活的历史。与以往的历史著述侧重于政治事件不同，社会史研究密切关注的是同社会大众日常生活相关的内容，诸如民俗风情、历史称谓、婚丧嫁娶、灾荒救治以及衣、食、住、行等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历史演变，这使得历史学研究内容带有了浓郁的生活气息。由一般历史事件转向重大的社会问题。社会史崛起伊始，就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着力于人口问题、灾荒问题、流民问题、社会犯罪等专题研究，试图从历史的纵向探索中为现实社会问题的化解提供历史借鉴，并借以强化史学的社会功能。

　　伴随着新时期而来的社会史的兴起与繁荣，是时代与学术发展的必然诉求。《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就恰如其分地道出了历史学研究发生时代转向的学理逻辑和历史逻辑的必然性。

　　“使历史研究的内容更为丰富”

　　进入21世纪后，随着社会史的深入发展和区域社会史的兴起，人类学的方法对社会史研究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具体研究中得到了较为普遍的运用。它标志着人类学与历史学，尤其是与社会史学科整合的一种努力。

　　在多学科的交叉融通中，社会史研究拥有着持久的活力和研究领域的创新力。近年来的社会史研究因应着时代的需求，不断在摄取新的学科理念和方法中扩展着自己的研究领域，形成了一系列新的学科丛。

　　其一是社会生态史或环境社会史。近来，随着环境史和社会史研究的深入发展，两者逐渐对接和互渗。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识到：社会史研究不仅需要考虑各种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而且需要考虑生态环境因素在社会发展变迁中的“角色”和“地位”；不能仅仅将生态环境视为社会发展的一种“背景”，而是要将生态因素视为社会运动的重要参与变量，对这些变量之于社会历史的实际影响进行具体实证的考察。社会生态史是以一种新的社会史学理念为基础，认为人类社会首先是一个生物类群，是地球生物圈内的一个特殊生命系统，与周围环境存在着广泛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流，始终受到生态规律的支配和影响。因此，社会的历史也就存在着采用生态学理论方法加以考察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近年来，中国生态史（或称环境史）成果引人瞩目，预示着一个崭新分支——生态史学或环境史学正在逐步建立之中。

　　其二是医疗社会史。这也是“新史学”向纵深发展而产生的一门社会史分支学科。最近几年，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十分令人关注。这些论题的问题意识十分强烈，而且提示着近代社会史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新的群体和发展方向的生成。

　　其三是具有现实关怀的乡村史研究。在当代“三农”问题日趋凸现的情势下，近代乡村史研究也迅速趋热。21世纪以来，有关近百年来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研究、乡村建设思想史以及乡村治理研究，迅速发展为近代中国社会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通过对乡村社会变迁的历史探讨，为当代“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一定的历史资鉴和学理认知。

　　无论从社会史研究中心议题的深入研讨，还是从新的研究领域的拓展来看，社会史仍然展示出诱人的发展前景。而社会史的发展又始终与其特有的学术关怀和强烈的问题意识密切相关。“使历史研究的内容更为丰富”成为当代社会史学及其社会史学家们的共同追求。

　　建构史学三大体系

　　社会史以高度开放的姿态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学科特色。跨学科的交叉渗透，多学科理论方法的汲取，为社会史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深广的学理基础和诱人的前景。21世纪以来的史学发展态势表明，近代社会史研究仍然占据主导性地位，研究主题也不断深化并拓展延伸，其学术的活跃状态和发展趋势依然令人瞩目。

　　首先，它形成了独特的学术研究体系。与既往的学术研究主题相比，它大大扩展了研究领域，各种以“社会”为论旨、以社会为视角的研究主题不断推陈出新；各种专门性的社会史不断延展，如区域社会史、乡村社会史、城市社会史，以及环境社会史（或社会环境史）、社会医疗史、交通社会史相继展开，并逐步形成稳定的研究领域。它们相互关联、相互支撑，共同建构了新的学术研究体系。

　　其次，社会史研究的发展和扩展创新了史学学科体系。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和取得的成就，已经内化于整体中国史学科体系之中；与以往单向度地研究革命史、政治史取向不同，丰富而繁复的社会生活内容和社会事象不仅成为史学研究的内容，而且也重新改塑和建构了中国通史体系。社会史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共构了当代中国历史学学科体系。

　　再次，它逐步形成了独特的学术话语体系。新时期以来社会史能够最终获得属于自己时代价值的方向性变革，并在不断创新的历史进程中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其独特的学术话语体系的形成。社会史的兴起一开始就体现着一种高度的学科开放性特征。作为“新史学”的社会史实际上是在历史学和社会学的交叉渗透基础上产生的新学科，社会学的理论、范畴、方法大量引入历史学，从而形成了新的学术话语。因而，“新术语滔滔不绝地涌向历史科学，它们更一般、更抽象和更严谨，其性质与传统历史概念回然相异。这一科学术语向历史科学的‘大迁徙’绝对是一个进步过程”。

　　“深刻把握历史发展规律，潜心治学、以史鉴今、资政育人，努力开创新时代中国史学繁荣发展新局面”，是新时代中国史学的使命。当代中国社会史发展的历史进程表明，它已经在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方面获得了一定成就。如何站在新的起点上，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推动中国史学走向世界、引领世界，的确是一个艰巨而神圣的时代使命！我们当不辱使命，奋力前行！

　　（作者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