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在其经典名著《自然辩证法》中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理论思维，既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翅膀，也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和内在品质。这里所说的理论思维，当然包括历史学的理论思维及其成果史学理论。史学理论，既是历史学的学科理论，又是历史学的灵魂，在专业建设和学科发展中具有领军性意义。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中国史学经历了一次革命性变革，其标志就是运用唯物史观理论与方法，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话语和学科体系。总体上看，百年来中国现代史学发展成就最大、最重要的成果当属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在这一百年风云激荡、思想交融的历史中，新中国成立七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获得了时代养分和理论源泉，取得长足发展。
确立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
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伴随着西学东渐的足迹，唯物史观传入中国，成为先进中国人探索救国救民之路新的思想元素。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唯物史观的传播逐渐成为思想界的主流，如李大钊这样描述：“晚近以来，高等教育机关里的史学教授，几无人不被唯物史观的影响，而热心创造一种社会的新生。”在任何时代都是如此，要“创造社会的新生”，都必须有新思想，都必须借助新思想找到社会的新出路。传播唯物史观成为一种思想潮流，最为根本的指向，就是要确立唯物史观在中国史学界的指导地位，用一种全新的历史观来认识和研究中国历史。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以李大钊、瞿秋白、郭沫若等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传播唯物史观的同时，就致力于确立唯物史观在中国史学界的指导地位。他们努力确立唯物史观在中国史学界的指导地位，有两个原因：一是高举“史界革命”的大旗，既要完成中国资产阶级“史学革命”的任务，向中国旧史学展开批判，构建科学研究的范式、话语和体系，又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和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历史，建立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内核的中国现代史学。这种史学研究上的“破和立”，如同中国无产阶级所担负的“一身二任”使命一样，是一种历史的规定性。二是理论必须满足中国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即体现“史学的社会功能”。从鸦片战争开始，近代中国陷入了历史深渊。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沉沉黑暗笼罩既标示中国历史下行进入“谷底”，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热烈传播，新思想、新探索的出现，又使中国历史出现了上行的曙光。其中就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贡献，即用唯物史观回答中国历史的苦难之源和出路所在。理论在实践中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实践需要的程度。用一种新的历史观引领中国史学发展，既来自于当时中国史学继续革命的需要，也源自于中国当时探寻救亡真理的需要。正如李大钊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中所指出的，唯物史观在史学上的科学价值十分重大，对人生上的影响十分紧要，我们必须对它有“一种新人生的了解”，“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而起自于20世纪20年代末至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就突出地彰显了这种“指导”诉求与努力。
从五四时期开始到延安时期，从李大钊等人开拓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道路到毛泽东推动运用唯物史观指导中国历史研究，终于确定了唯物史观在中国史学领域的领导权、主导权和主动权，这以《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为代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是由毛泽东主持，范文澜、尹达等历史学者参与编写的一本重要教材，1939年冬在延安出版。该书的历史观点，特别是关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阶段、特点、走向的观点，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得到极大发展。这两本书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的价值、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发展上的重要性是值得重视的。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说、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动力论、中国近代社会发展阶段论、中国近代社会“两个半”性质论、中国革命性质论、中国革命前途论、中国革命地位论等，就是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和认识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的重要成果，对于中国现代史学建设影响至为深远。特别值得讨论的是，在延安时期，范文澜由一名著名经学家转变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史学领军人物，他的《中国通史简编》的研究、编写工作由此起步展开；尹达在延安出版的《中国原始社会》，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理论，结合考古资料对中国原始社会所做的最有价值的研究，与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堪称双璧。
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新中国的成立，既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对中国现代史学发展道路的开辟拓展、凯歌行进产生重大影响，对于运用唯物史观理论与方法重新研究中国全部历史，得出科学结论并进行理论总结，提供了政治保证和社会条件。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7月1日，中国新史学研究会成立。会议通过的《中国新史学研究会暂行简章》号召并要求新中国的史学工作者，“学习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批判各种旧历史观，并养成史学工作者实事求是的作风，以从事新史学的建设工作”。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的成立以及学会章程的确立，为新中国史学建设做了积极有效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人才准备。它旗帜鲜明地主张运用唯物史观理论与方法研究历史，态度坚决地批判各种旧史观，明确规范新中国史学工作者的职业作为，顶层设计新中国史学发展的“新史学”（实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目标导向。两年后，在中国新史学研究会基础上成立了中国史学会。学会主席郭沫若在题为《中国历史学上的新纪元》报告中充分肯定了新中国成立仅仅两年来，“大多数的历史研究者已经逐渐从旧的史观转向了新的史观；这就是说，从唯心史观转向用马列主义的方法来处理实际问题，由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由这篇报告可见，唯物史观不仅是新中国史学事业的指导思想，而且是新中国史学建设、中国现代史学前进的基石，更是新中国史学工作者的精神血脉。这篇报告连同吴玉章副会长所作的《历史研究工作的方向》讲话强调，历史研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反对空洞无物、牵强附会和抄袭剽窃等恶习，与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所说的“与吾人一个整个的活泼泼的历史的观念，是吾人不能不感谢马克思的”，与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强调的“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重新研究中国的历史”都是一脉相承的。思想问题弄清楚了，形成共识了，行动才有方向，实践才有成效。
新中国前30年史学研究的鲜明特点和时代特征是，强调学懂学好会用唯物史观理论与方法，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神实质，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立场和观点对待历史问题；强调运用唯物史观理论与方法全面深入地研究中国历史，得出符合历史实际科学的、具有理论价值和智慧启示的历史结论。其突出成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探索并形成具有鲜明中国历史特点和民族特色的中国通史体系和理论表达，其代表作是范文澜编著的《中国通史简编》、郭沫若主编的《中国通史》、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等。范文澜在谈到修订《中国通史简编》时指出，修订本增加了九个方面的“新的观点”：一、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二、阶级斗争论是研究历史的基本线索；三、在生产斗争中的科学发明；四、汉族社会发展史的阶段划分；五、汉族封建社会的分期；六、初期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七、自秦汉起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八、历史上的爱国主义；九、历史上战争的分类。这九条，既是专门的研究领域，也是需要深入研究的历史理论问题。历史学家刘大年在总结郭沫若、范文澜等老一辈史学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的杰出贡献时指出，他们就是在具体的研究中贯彻了唯物史观理论与方法，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历史研究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了，“以客观存在为准绳，不以个别词句为依归”，鲜明表现“科学研究与革命行动”相结合。这是很有道理的。二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围绕若干重大研究专题进行理论研究，形成多点成面、推进历史理论创新的研究格局。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17年。此外，还围绕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爱国主义与民族英雄、历史发展动力和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讨论。这些研究成果，不仅是当时中国史学界最高理论研究成果，对改革开放以后的史学研究和历史认识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其积极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构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
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不能离开自己的学科理论。改革开放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了广阔前景，也为中国史学发展特别是史学理论学科建设带来良好时机。黎澍在《中国历史学年鉴》1979年卷中发表题为《一九七九年的中国历史学》文章，高度评价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给史学界拨乱反正、促进发展带来的新气象新变化，“逐步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坚持唯物史观，是把它当作“研究工作的指南，而不是教条”，“必须从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出发，而不能从理论原则出发。不能用印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成结论，代替对历史的具体分析和研究”。总结新中国以来中国史学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重视历史学的学科理论研究和建设，保持和维护历史学的严肃性和科学性，确保中国史学发展走在马克思主义轨道上。
建设世界水平、中国形态、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是从李大钊以来几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职业梦想和科学情怀，这极大地激励着中国史学工作者在史学理论领域勤奋努力。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受到党中央以及意识形态主管部门、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研究氛围更浓，学术环境更好，研究互动更紧，专业性高层次成果更多。史学工作者坚持立足中国大地研究史学理论，极大地促进了史学理论学科建设。
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史学理论学科建设，是与高校历史学专业开设“史学概论”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它是从“史学概论”起步并出发的。这是我国史学理论体系建设最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教育内容。1980—1989年十年间，由葛懋春、白寿彝、田昌五、吴泽、赵吉惠、姜义华、瞿林东等主编、合著、独著，以《历史科学概论》《史学概论》为书名或类似书名的教材多达11本，影响较大。到2008年，中宣部、教育部组织历史学若干知名专家集中编写“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史学理论》。该书于次年出版，成为我国高校历史学专业课程教材的集大成之作、最有影响的代表作。虽然“史学概论”并不等同于“史学理论”，但是，由于前者涉及、交叉后者若干重要问题、内容，因此，“史学概论”研究、编写，极大地推进了“史学理论”学科体系建设。
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来史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我国已经建立起具有中国话语特点、内涵唯物史观底蕴、立足于中国历史发展与世界文明交汇、体现历史学理论特质和逻辑体系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它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第一，明确了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性质和任务，这是“一个关系到历史研究工作应当从哪里出发和向哪里前进的问题”；第二，史学理论与唯物史观、与史学概论的联系与区别，坚持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吸取史学概论研究的科学营养，独立建构史学理论学科体系；第三，形成完整表述历史发展过程、科学揭示历史发展规律的历史过程论；第四，形成科学研究人民群众在各个历史阶段充当历史主体，并造就丰富精彩历史内容的历史主体论；第五，聚焦历史学家与历史学的关系，形成科学研究历史学家的职业要求、修养、作为及其评价的史家主体论；第六，形成科学研究史学发展史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第七，探索并形成专业方法与跨学科研究方法相结合的史学方法论范畴、体系，支撑史学研究科学开展。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取得重大成果和突出进步，这既是百年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史学接续发展的结果，也是改革开放时代条件积极催生的结果。这在百年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70年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值得大书特书！
（作者系江西师范大学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省级协同创新中心教授、首席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