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新文化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理论以及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传入中国，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历史唯物史观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居于指导地位，同时，当代西方各种史学流派在改革开放以来也激荡着中国学术界。

　　史学成果不断涌现

　　七十年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其风气变换，首先是受到中国政治现实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经历过几年的恢复重建，20世纪50年代初号召向科学进军，《历史研究》等一批高水平杂志创办，学术专著如唐长孺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初编》，断代史教材如杨宽的《战国史》、王玉哲《中国上古史纲》、杨志玖《隋唐五代史纲要》先后出版。

　　与此同时，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等“五朵金花”的探讨全面展开。由于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尚钺等有政治影响力的学术领袖或参与讨论，或启动主编“中国通史”之类的大型项目，使得中国古代史研究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并且产生广泛的溢出效应。

　　“文革”前就已经开始的包括“二十四史”在内的文献整理依然在进行。农业学大寨和大搞农田水利建设等运动，也推动了重大考古发掘的进行，包括长沙马王堆汉墓、“吐鲁番文书”资料在内的整理工作得以开展。这些工作的最后结尾或深入研究，大多是在“文革”结束以后完成的。

　　史学人才辈出

　　20世纪70年代末，史学研究学术活动愈益热络起来。1978年，《历史研究》杂志社、《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在长春召开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学术讨论会，来自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吉林、辽宁等15个省市86名学者参加，除各高校和社科研究机构外，《红旗》杂志社、人民日报社、光明日报社都有代表参加。这次会议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史研究春天来临的标志性事件。

　　在史学研究的春天里，被激发起创造活力的学者可以说是“四世同堂”，既有清季出生已是耄耋之年的老教授，如郑天挺、侯外庐、白寿彝、邓广铭、韩儒林等，也有民国以来出生的年逾花甲的长者，如唐长孺、何兹全、傅衣凌、黎澍、杨志玖、史念海等，更多的则是新中国成立前后毕业、“文革”前已经崭露头角的中年学者，如庞朴、漆侠、胡如雷、田余庆、林甘泉、田昌五、宁可等，还有一些在“平反”后喷薄而出的学者如黄永年、张广达，以及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毕业或“文革”前读研究生的那一批学人，如陈得芝、陈高华、刘泽华、周良霄、冯尔康、顾诚、瞿林东、姜伯勤等。

　　中国历史研究的长足进步，还受惠于高考制度的及时恢复和研究生学位制度的大力推进。七七、七八级本科生，七八、七九级研究生的入学和成长，成为最近40年来，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生力军。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是一曲不同辈分的学者之间的大合唱、大争鸣的话，那么其后的种种史学热潮的转换，如社会史、计量史学、田野史学、口述史学、医疗史学、环境史学，则是这些新生力量的主打戏。他们都是共和国时期培养的学者，在改革开放中成长，也是90年代之后培养研究生的主体力量。

　　理论与方法并重

　　要在本文中具体描述70年来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成就，是十分困难的事情，但我们大体可以将其归纳为以下四个特点。

　　其一，以历史唯物史观指导历史学研究始终是中国大陆历史研究的主流。西方学术理论和方法也极大影响着中国传统历史学的现代学科转换。传统中国史学主要停留在记述和鉴戒两大功能。现代历史科学，则试图借用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对于历史人物和事件，进行考据和义理层面的挖掘。唐长孺在《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的跋语里谈到：“在研究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企图解决历史上的根本问题，必须要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但是，在运用唯物史观进行历史研究中，也难免出现教条主义或形式主义倾向。所谓“以论代史”“论从史出”的分歧和讨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理论与研究结合中的不同偏差。但是，几十年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运用，极大提升了历史研究者的理论兴趣，这是不争的事实。“五朵金花”的讨论就是其中的典型案例。

　　其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外人员之间的交流互动频繁，留学海外学者的归国，大量海外著作的翻译出版，学术热点和主题，切换很快。文化史、年鉴史学、计量史学、历史人类学，环境史、社会医疗史、全球史、活的制度史、新政治史，凡此种种，不一而足。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关于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特别长久、王朝更替的周期性危机原因的讨论，在相当程度上，都是新理论、新思维引入历史研究的结果。新的问题意识、新的观察角度，大量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借鉴和运用，大大拓展了中国古代史的研究空间。同时，也让唯物史观的研究在中层理论层面得到了落实和展开。

　　其三，在理论和选题创新的同时，不追求时髦选题，力求利用新史料（战国秦汉简简牍、敦煌吐鲁番文书、徽州文书等）在传统制度史、经济史、社会史、政治史、中外关系史上作出新成就，推出厚重成果的研究者，也不乏其人。这一部分研究成果，对于提升古代史研究的学术积累水平，有很重要的意义。可以这样说，最近几十年来中国古代史研究的进步得益于理论思维拓展的同时，也得益于新史料、新文献的整理与出版。

　　其四，由于考古和文献资料整理的电子化，特别是历史资料数据库的建设，给中国古代史研究带来了一定的便利，同时也带来很大的挑战。所谓的“e-考据”展现的是史料搜集路径的拓展，但也极大地增加了考据和辨别史料的难度。查找资料的速度无疑是快了，有些死板的考据学问，含金量减少了。但是，搜集、鉴别资料的过程，也变得复杂化了。运用史料构建历史叙事空间能力要求也提高了。历史资料数据库对于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潜在影响，在未来的几十年，将会愈益显现出来。

　　七十年来，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成果，可以说多如牛毛。但是，令学术界和读书界都感到满意的断代史或通史，始终不能出来。这是不能不说的一种遗憾。这种遗憾背后隐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研究成果的丰度问题，也有写作方法的推陈出新问题，还有中国古代史领域学者之间的分工和合作问题。

　　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史中，可以观察到一个从否定传统到呼唤回归本土化的历史变化过程。陈寅恪有言：“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这一点也适合于未来的历史学研究。在重视传承中国史学菁华的同时，也要注意吸收和学习域外的研究理论与研究方法，传承与借鉴并存，在学习和消化中创新。21世纪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毫无疑问，亦将秉承这种宗旨。

　　（作者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