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是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核心挑战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实现向发达国家收敛的低收入经济体只有13个（葡萄牙、西班牙、希腊、波兰、斯洛伐克、爱沙尼亚、以色列、塞浦路斯、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和中国香港地区）。在这些经济体的高速增长过程中，收入不平等程度处于较低水平，实现了“平等的增长”。相反，收入分配恶化的发展中国家几乎都没有实现长期经济增长。19世纪60年代以来，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政治局势不稳定，经济增长难以为继，最终都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导致经济停滞不前。因此，中国经济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收入分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我国收入分配状况有所改善，但仍不容乐观。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2—2017年国内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分别为0.474、0.473、0.469、0.462、0.465和0.467。尽管呈现微弱下降趋势，但其数值仍高于国际社会公认的社会贫富差距“警戒线”——0.4。此外，中国家庭与个人跟踪调查（CFPS）数据显示，中国2010年和2012年基尼系数分别为0.51和0.49。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显示，中国2010年基尼系数已高达0.61。收入分配结构持续恶化已经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缩小收入差距，增加居民收入，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成为我国现阶段的重要发展目标。

　　需要指出的是，收入分配恶化阻碍经济增长的主要机制是机会不均等。在机会均等的前提下，社会出现不平等往往源于个人努力的差异，从而激励个人更加努力地工作，宏观层面上有利于经济持续增长。反之，由机会不均等造成的收入分配恶化，极易引起社会矛盾，进而阻碍经济增长。因此，实现机会均等化是促进经济增长、改善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从理论逻辑上讲，个人收入主要有两个来源：从劳动力市场获得其劳动收入，从金融市场获得其资本收入。构建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需要从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市场机会均等化入手。

　　第一，加大农村和落后地区教育投入，促进教育机会均等化。

　　教育是低收入阶层提高收入水平、实现阶层跃升最重要的渠道。高考等制度让很多个人从农村走向城市，从小城市走向大城市，不仅提高了自身收入水平，还促进了社会阶层流动，对改善收入分配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近年来，中国教育机会不均等开始加剧，社会阶层固化问题日趋凸显，并集中体现在城乡教育机会不均等。目前，中国城市生均教育经费是农村的近2倍。这种教育投入差异导致城乡教育质量差距越来越大，城乡收入差距也难以弥合。有研究发现，教育水平差异是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其贡献程度达到34.69％；若农村生均教育经费投入与城市相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降低50%。

　　除城乡教育机会不均等，中国区域间教育机会和区域内部教育机会也呈现明显的非均衡性。发达地区往往教育资源更加丰富，教育投入更多，教育质量也更高，教育的区域差距将在长期内进一步扩大区域收入差距。具体来说，我国各省的教育发展差距是造成地区间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教育的持续平衡发展将有助于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区域内部的教育机会不均等，主要体现在高收入人群的教育机会显著大于低收入人群，进而加深收入的不均等程度，同时更容易造成阶层固化。

　　教育机会不均等还会对经济效率产生不良影响。人力资本是影响一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决定要素之一。降低受教育机会不均等，不仅可以缓解社会不平等，还可以提高社会效率，促进经济增长。九年制义务教育的贯彻执行，为低收入群体提供了基本的教育保障，是教育机会平等化的一个基本前提。然而，教育质量依然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城市内部存在明显差异，这要求在进一步巩固义务教育成果的同时，加大对农村地区和落后地区的生均教育经费投入，提高其教育质量，不断推进教育机会均等化。

　　第二，进一步推动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劳动力市场机会均等化。

　　户籍制度对我国劳动收入不平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般而言，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其工资水平将会明显提升，由此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但户籍制度严格制约了劳动力在城乡、区域之间的自由流动，成为导致当前城乡收入差距的关键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但农民工群体的工资与市民工资存在一定差距，同工不同酬现象非常普遍。城市内部以是否拥有当地户口为界形成了“新二元结构”，这种制度性分割正深刻影响着我国城市内部的收入分配。进一步来看，基于户籍制度而建立的就业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形成了城乡间、地区间严重的机会不均等，导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此外，户籍制度还不利于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阻碍了经济效率的提升。

　　近年来，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稳步推进，劳动力市场的机会均等化也有了很大改善。然而，与户籍制度相衔接的教育制度、医疗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尚未“破冰”，实现劳动力市场机会均等化任重而道远。比如，养老和医疗保险跨省流动依然存在很多障碍，异地（特别是大城市）子女入学依然较为困难。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资源的地区、城乡分割，严重阻碍了劳动力自由流动，降低了经济增长潜力，扩大了社会不平等。为此，有必要统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资源，打破地方分割，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实现社会公平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第三，加快金融市场改革，促进金融市场机会均等化。

　　金融是经济发展的核心，也是影响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金融市场发展程度对一国的收入分配有显著影响，金融市场发展滞后往往会恶化收入分配。如果一个国家金融市场运转良好，居民可以通过金融市场（包括股票市场和银行等）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因此，当一国经济增长率较高时，其银行存款回报率（真实利率）和股票市场回报率也较高。然而，我国股票市场回报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较为微弱，银行存款回报率也与经济增长脱节。比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年均真实增长率超过8%，但一年期银行存款真实利率不到1%，远低于经济增长率。

　　我国经济增长与金融市场（特别是银行体系）回报率脱节的主要原因，在于利率管制。我国长期存在对存款最高利率和贷款最低利率的管制。被管制的利率往往低于市场利率，其目的是以低利率形式补贴部分需要扶持的重点产业（比如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重工业）。然而，这种利率管制对收入分配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利率管制使得部分企业获得了低成本的融资，而居民只能获得很低的储蓄收益，形成了一种居民补贴企业的倒挂机制。面对低廉的资本使用价格与相对高昂的人力成本，企业更倾向选择资本密集型技术，以资本替代劳动，进而导致劳动收入占比下降，恶化收入分配。同时，在居民内部，往往穷人是存款者，富人是借款者。利率管制实际上造成了穷人补贴富人的倒挂机制，加速了居民财富分配向富人集中的趋势。利率管制还抑制了个人在金融投资领域的热情，使其转向房地产等不动产投资。而居民旺盛的购房需求，又导致了房价不断走高、房租持续上涨，进一步恶化了收入分配格局。

　　近年来，我国逐步放开了利率管制，极大推动了利率市场化进程。然而，只有把不受管制的利率和市场化的行为主体相结合，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利率市场化。当前，我国金融市场的利率已基本上由市场力量决定，但参与金融市场的主体依然没有市场化。地方政府、国有企业等对利率不敏感的主体对金融市场价格有重要影响，使得金融市场价格信号失真。因此，利率市场化的本质，不仅在于利率的“去管制”，更为重要的是，让各类金融市场的利率准确反映资本回报，让居民通过金融市场分享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发展成果，这是我国下一步金融市场改革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关键问题。

　　概而言之，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机会均等化是构建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的重心所在，其着力点是推进教育投入均等化、户籍制度改革和金融体系改革。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