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近四十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减弱，与此同时，一系列结构性问题不断显现，并正在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未来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新阶段。

　　从资本密集转向知识密集

　　按照两阶段理论，发展中国家在走出“贫困陷阱”后，其经济的发展过程基本上可以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剩余劳动力的消化过程（或工业化过程），此时，生产方式主要体现为从劳动密集向资本密集转化。这样一种转化可以通过不断追加投资以积累资本，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脱离土地与资本结合，由此完成劳动密集向资本密集的转化。由于这一阶段经济社会本身还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因此，这一阶段工业化过程所追加的投资即使没有形成技术进步（如仅重复已有工艺、生产同样的产品等），但因其吸纳和调动了剩余劳动力，因而也能促进经济增长。

　　然而，农村剩余劳动力是有限的，仅以调动农村剩余劳动力为目的的生产方式到了一定阶段必将不可持续。由此，经济发展进入第二阶段——新常态。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本质上就是技术的追赶过程。此时，生产方式主要体现为从资本密集向知识密集转型。这样一种转化要求经济社会所追加的投资必须体现为技术进步，如生产新的产品或使用新的生产工艺等。否则，要么减少投资，从而减缓资本的积累速度，降低经济增长率；要么（如果投资仍然以过去的速度追加）产能过剩和由产能过剩所带来的债务等结构性扭曲将不断出现。总而言之，如果生产方式不能从资本密集转向知识密集，必然会产生生产方式错配现象，经济社会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激励自主研发型创新

　　在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新常态下），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需要生产方式从过去的趋资本密集化向趋知识密集化转化。然而，这样一种转化将极为困难。事实上，当经济社会进入发展的第二阶段之后，技术进步本身就变得更为困难。

　　技术进步可分为引进型技术进步和自主研发型技术进步。中国过去的技术进步最主要的源泉是引进技术。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技术水平本身也在不断提高，并逐渐接近国际前沿。由此，技术引进的空间将越来越小，引进技术的模式也将走到尽头。因此，在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技术进步的主要模式只能是自主研发。然而，自主研发的技术进步绝非易事。

　　自主研发不仅需要大规模的研发投入，如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和大量的研发经费等，同时，自主研发也存在着巨大的风险。有学者研究表明，一般地，研发投入的每100个立项，到最后大约只有5个取得可以申请专利的技术；在10个申请专利的技术中，大约只有一两个具有商业价值。因此，自主研发本身就需要极大的勇气。如果说在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中国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其他发展中国家，那么，到了以自主研发型技术进步为主要动力的第二阶段，中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就直接是现有的发达国家。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经济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过渡并非自然而然的，其间存在着“中等收入陷阱”。根据相关研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条件是：自主研发的技术进步率要大于前沿国家（如美国）的技术进步率。

　　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通过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特别是其中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为自主研发提供足够激励，使中国的供给结构向高质量提升（或生产方式从资本密集转向知识密集），从而使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绝不仅仅是“三去、一降、一补”，而是中国进入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或新常态、新时代）后，为适应新的经济环境而进行的生产方式（经济增长方式或发展模式）的转变，是新时代中国新的对内改革。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在现代化经济体系（特别是其中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政府的作用非常关键。

　　在许多经济学家看来，政府的作用仅在于维护好创新所需的市场和商业环境，制定好有利于创新的管制规则，做好守夜人，除提供一些必要的基础设施、基础研究和承担好必要的教育投入之外，不应主动参与创新活动，创新活动由市场和企业家们自发去做。但是，由于在创新领域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市场在这一领域通常是失灵的：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保障和积极参与，企业对创新的投资意愿不足，特别是对前期的研发投入不够。然而，当发展中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自主研发型技术进步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主要（甚至是唯一）动力。“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仅依靠市场机制，发展中国家实现自主研发型技术突破将极为困难，从而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然而，由于创新领域本身存在着风险和不确定性，政府的创新项目完全有可能因投向的不精准而遭遇失败。此外，政府行为出自具体的人，而这个具体的人与生活中的每个人一样，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因此，政府在参与创新领域的经济活动时，既可能效率低下，也可能滋生以权谋私等腐败行为。

　　由此，政府在创新领域面临两难处境：一方面，由于在创新领域，市场通常是失灵的，因此，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政府在具有不确定性的创新活动中发挥积极有为的企业家精神。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在创新领域的投入有可能不精准，更可能效率低下，甚至不廉洁，所以政府有为也通常无法让人接受。因此，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大难题就在于如何提高政府效率，即政府不仅要在具有不确定性的创新活动中发挥积极有为的企业家精神，同时要在整个过程中保持精准、高效和廉洁。

　　为此，中国各级政府应继续秉承其优良的企业家精神。除了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之外，政府的企业家精神更应体现在创新领域的投入上。同时，政府本身需要不断学习，持续提升其干部队伍的素质和科学素养，保持其干部队伍的廉洁，以减少甚至消灭政府在创新活动中所可能发生的不精准、不高效和不廉洁。

　　（作者系云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