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巨大系统工程。找到这个系统中各个环节的薄弱地带和“痛点”，有针对性地加以系统化解决，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过程中的重要方法论和战略思路。

　　在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上，要扬弃“扬长避短”策略，采用“扬长补短”战略。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速度不再是决策的首要选择。弥补科技创新的短板、解决环境保护的不足以及加大扶贫力度，成为新时期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应给予最重要的权重。也就是说，解决新时期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必须果断采取“扬长补短”战略，而不能继续放任这些短板的存在。因为这些短板所造成的负效应，就如“短边规则”决定的“木桶效应”，不彻底解决这些问题，现代化经济体系就无法真正建立。因此，在一些关系到国运的某类生产环节、中间品供应、关键技术等方面，甚至必须采用新型举国体制，以突破“卡脖子”难题。

　　在现代市场体系的建设上，重点是要进行要素市场化改革。我国市场取向的改革进展很快，市场已经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机制。但是市场发育和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不均衡。一是商品市场发展充分，但要素市场还受到比较严厉的管制。二是货币市场发展充分，但是资本市场功能存在严重不足。目前的社会融资总量中，只有6%左右的股本资金，其余都是银行贷款，两个市场发展高度不对称。三是商品服务类市场与劳动力市场之间发展不对称。以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加快改革，主要是指：一是全面实施负面清单制度，实施市场准入自由化改革；二是逐步放开户籍控制，实现户籍、居住、身份三证合一；三是破除金融部门行政垄断，推进资金配置市场化改革；四是减少产业政策运用规模和力度，大幅度削减对企业生产活动的直接补贴；五是减少和合并各类政府主导型产业基金，让政府公共资金集中投资公益性的基础设施建设；六是加快放开土地、资金、房地产、电力、石油、天然气等价格；七是深化企业上市和退市制度改革。

　　在现代化区域体系的建设上，要平衡产业政策优先与区域政策优先之间的关系，推进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战略。区域经济发展失衡是发展中的大国经济的基本特征。产业政策的长期优先地位，是造成区域不均衡发展现象的主因。由于产业政策优先其实是效率优先，因此在该政策作用下，资源会优先流入发达地区企业；而地区政策优先则是公平优先，在该政策作用下，资源会优先流入相对落后地区的企业。产业政策与地区政策之间的优先选择问题始终是一对矛盾。世界各国的实践证明，平衡产业政策优先与区域政策优先之间的矛盾，主要取决于政治压力和政治决策。作为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的区域政策也要在追求效率的基础上，贯彻共同富裕的基本原则，注重区域间协调发展。为此，要寻求实现产业政策与区域政策之间均衡的有效工具。省市间的对口支援、中央财政转移、鼓励引导人才向欠发达地区流动等，都只是区域支持的“输血”手段，而不是根本的“造血”机制。形成“造血”机制的核心在于用国内价值链驱动产业转移，把落后地区产业带入全球化和国内分工体系。推进区域经济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战略，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工具。

　　在现代化分配体系的建设上，不仅要完善再分配领域中的调节机制，也要建设初次分配领域的公平、平等机制。过去我们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初次分配要讲效率，再分配领域中要讲究公平。现在看来，这对于建设现代化分配体系来说是不够的。实践证明仅依靠再分配调节机制，无法真正缩小在初次分配领域中的收入分配差距。而且，政府再分配调节机制的运作往往具有很高的社会成本。此外，强制的再分配机制也会使政府强势得到自我强化。其实，在初次分配领域强调公平和平等性，与其讲究效率的目标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是不矛盾的，甚至对提高效率具有促进作用。例如，对处理复杂的劳资关系来说，强调或者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尤其是对科技人员的股权激励，有利于企业稳定、提高企业忠诚度和解决中长期效率问题。再如，对产业运行中各类所有制企业的公平和平等竞争政策，也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防止各种市场势力和行政垄断的扭曲。因此，建设初次分配领域的公平、平等机制，是建设现代化分配体系的最重要的内容。主要任务有：一是要从理论上确认，不能仅是物质资本具有剩余索取权，劳动者尤其是复杂劳动提供者也应该具有一定的剩余索取权。劳动者参与剩余分配，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性质所决定的。二是在政策上要广泛推进员工持股计划，让对企业发展有贡献的员工尤其是技术劳动者能够得到更多的收入。三是以竞争中性为准则推进企业平等竞争，以反垄断法抑制企业的各种市场势力和行政垄断。

　　在绿色发展体系的建设上，要在法治化生态环境的基础上，重点建设和完善把环境成本内生化的发展机制，把外部性的环境成本内部化为社会财富。过去的工业化中，我国走过了一条高成本的发展道路，导致了中国工业化进程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不平衡：一是物质导向的财富观与美好生活导向的财富观的冲突，前者认为生态环境是投入和成本，而不是国民财富。这会对环境保护和治理的投资支出产生内在的抵制。二是在制度创新供给不足条件下，成本与收益不匹配的冲突，即经济主体既不承担损害环境的社会成本，也不享受保护环境投资支出的收益。这是典型的外部性不能内部化的表现。建设和完善把环境成本内生化的发展机制，需要从三个方面创新制度供给：一是改善经济评价和干部业绩考核体系。构建反映绿色发展要求的评价体系，摆脱单一的国民生产总值概念，构建国民生态产值概念，以此评价考核干部业绩，并作为晋升的依据之一。二是细化生态环境保护的操作制度。如可探索实施两类交易制度：以单位GDP排放为基础的污染物交易制度，以及以水环境质量为基础的流域生态环境补偿机制。三是要建立和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的法治体系。要把绿色发展纳入法治之中，在防污治污、绿色循环、补偿、税收等方面加快规章制度建设。

　　在现代化开放体系的建设上，要逐步扬弃出口导向战略，主要利用国内强大市场，实施基于强大内需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战略。一是要利用国内强大市场虹吸全球创新要素，尤其是人力资本、技术资本和知识资本，发展国内创新经济；二是可以依托国内市场走出去，就地吸收和利用东道国创新资源；三是可以基于内需向先进技术国家发包，获取我们所需要的要素资源。为了培育和利用国内市场，首先在逻辑上必须破除地区垄断和行政封锁，推动区域市场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战略。其次，要在区域市场整合的基础上，通过相互开放和竞争，推进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建设。这样，以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为核心的现代化区域体系建设，就成为形成强大国内市场、转换全球化战略、确立区域分工的一个必要的中间阶段，是推动新一轮发展的重要战略思路。

　　在现代化经济体制建设上，要建立政府与市场明确分工和配合的资源配置机制，重点从纵向改革转向横向改革。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政府内部的纵向改革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未来从纵向改革为主转向横向改革为主，是决定向现代化经济体系迈进的关键。转向横向改革，最重要的问题是要充分相信市场主体，相信企业家、社会成员、民间机构、家庭和个人的自组织能力，以及它们作为主体对政府在市场中作用的替代。说到底，是要充分相信人民群众的觉悟和自我管理的竞争能力，让民众自主决策，让社会组织充分发挥作用，减少政府包办。

　　（作者系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