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辉煌灿烂。优秀的文明基因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原动力，越来越多的考古学证据表明，在中华文明的早期阶段已经形成三个基本特征。

　　重瓣花朵式超稳定结构

　　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重大的贡献是厘清并构建了史前文化的谱系与格局，在此基础上诞生了苏秉琦的“区系类型”理论。该理论认为，中华大地的史前文化分为六大区系，即：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及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伴随着该理论的提出，史前文明“满天星斗”状的分布态势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模式成为学界共识。

　　苏秉琦在强调“满天星斗”的同时，也着重指出以华山为中心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脱颖而出，标志着华族的诞生。他强调，在中原腹心地带，自仰韶文化以降直到春秋时期的周晋文化一脉相承，构成了中国文化总根系的直根系。这实际上是说，中原华夏文明是“满天星斗”史前文明中最璀璨的一颗。

　　20世纪90年代，北京大学严文明教授提出“重瓣花朵式”的文明格局，这是迄今为止对我国史前文化统一性和多样性最形象的表述。与苏秉琦类似，严文明也将我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划分为六个文化区，即：中原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甘青文化区、燕辽文化区、长江中游文化区和江浙文化区。但他特别指出，这几个文化区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分层次的——中原文化区是花心，是第一个层次；其他五个文化区围绕着中原文化区，是第二个层次，是花瓣；在这五个文化区之外还有很多其他文化，则属于第三个层次。这样，中国的史前文化就形成了一个以中原为核心，包括不同经济文化类型和不同文化传统分层次联系的重瓣花朵式格局。此种单核心、多层次的向心结构孕育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底色，奠定了中国历史上以中原华夏族为主体，同时凝聚周围各民族、各部族的向心式超稳定文化与政治结构。

　　理性化与人文化的文明路径

　　道路决定命运。中原华夏文明的核心地位，不仅得益于优越的地理位置，更在于它选择了一条理性化、人文化的发展道路。

　　在距今5000—4000年这一千年间，也即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末期和龙山文化时代，是中华文明形成的关键期，也是以中原为中心的文明格局的奠定期。这一时期，中原华夏族经历了一次道路选择，这就是文献记载的颛顼“绝地天通”。“绝地天通”在本质上是一次宗教改革，其结果有二：一是“家为巫史”成为历史，神权被世俗贵族阶层所垄断；二是告别了此前的“烝享无度”，沟通人神的祭祀活动变得理性而有序。上述两点均影响深远，前者体现了中原华夏族走向了以君权为主、神权为辅的发展道路；而后者则表明即便退居于政治生活的次要地位，宗教活动仍需要保持必要的节制与理性。因此，理性化、人文化的发展道路成为必然选择。

　　从考古材料审视，这一时期是玉器盛行的时代，有学者甚至称之为“玉器时代”。王国维曾谓“古者行礼以玉”，释“礼”的本义为“盛玉以奉神人之器”。礼之初兴，确实与玉器密不可分。如江浙文化区的良渚文化盛行祭坛，坛上再建大墓，墓中则以玉琮为核心礼器；无独有偶，燕辽文化区的红山文化也大建神庙和祭坛，坛上修筑积石冢，冢内墓主也是“惟玉而葬”，玉器中又以玉龙最为尊崇。毋庸置疑，无论是良渚文化的玉琮，还是红山文化的玉龙，其文化底蕴均是强大的神权集团和浓郁的宗教活动。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代表了这一时期中原文明的最高峰，现在学术界普遍相信陶寺遗址即尧都平阳之所在。陶寺遗址也多出玉器，但最主要的玉礼器是彰显王权的玉钺。同一时期及稍后，黄河中下游地区还盛行多孔大玉刀和玄圭（牙璋）等玉器器类，这些大型玉礼器与凸显神权的良渚玉琮和红山玉龙大异其趣，正是中原华夏文明“绝地天通”以加强世俗王权的具体体现。除此之外，陶寺遗址还出土了鼍鼓和石磬这样独具特色的礼器组合，开启了夏商周三代礼乐文明的先河，具有鲜明的人文意向。

　　夏代以降，“九鼎”成为政权的最高象征物，鼎迁于三代，反映了同一政治传统的延续与传承。春秋时期王孙满所谓“在德不在鼎”，鼎以载德，最晚在五帝时代之后期，华夏文明的德政观念即已确立。帝喾“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帝尧“能明驯德，以亲九族”，至于帝舜，则“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殷周鼎革，德的观念得到进一步彰显，西周青铜器豳公盨，铭文以大禹治水为切入点，其中“德”字凡六见。殷墟发现的殷商王陵，普遍流行人牲人殉，多者数量逾百人，而进入西周之世，殉人习俗戛然而止，陕西岐山周公庙遗址发现的四条墓道的周公家族大墓，其中亦不见人殉习俗，仅此一点，足证周文化的“郁郁乎文哉”。

　　家国一体的文明进程

　　张光直曾指出，在西方文明形成的过程中，血缘关系渐被地缘关系所取代，政治、地缘的团体占的成分比亲属占的成分越来越多，亲属关系日趋衰微；反之，在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转变的阶段，血缘关系不但未被地缘关系所取代，反而是得到进一步加强，亲缘与政治的关系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无疑是很有见地的看法。

　　按血缘关系群居，这是人类社会早期阶段的普遍选择。从考古材料来看，最晚在距今6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早期就已形成比较完整的原始村落。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就是一处典型的仰韶时代氏族村寨。据研究，姜寨遗址是一处包括五个氏族的母系胞族，每个氏族包括若干家庭，总人口有450—600人左右。相应地，同一时代的墓地也反映出类似的重视血缘关系的观念。如在陕西华阴发现的仰韶时代史家墓地有两座完整的大坑套小坑的复式合葬墓，其中1号复式合葬墓里面套着五个小合葬墓，分别埋有12人、8人、10人、4人和10人，共44人；2号复式合葬墓中套着七个小合葬墓，分别埋着7人、9人、6人、6人、5人、3人和7人，共43人。一般认为，这类复式合葬墓中的小合葬墓属于某个家族，同一大坑里的多个家族又共同组成了一个氏族。姜寨聚落和史家墓地，正是中国古代同宗者“生相近，死相迫”的生动例证。

　　夏商周三代虽已迈入成熟的阶级社会，但血缘家族不仅是重要的社会基层组织，国家机器也掌握在世家大族的手上，贵族虽以个人身份参与政治活动，但决定其政治地位的仍是其家族的影响力，家国一体的特征愈发明显。这一时期的考古材料，无论是殷商青铜器上频繁出现的族徽符号，还是两周铜器铭文中比比皆是的世家大族，以及广泛分布的商周家族墓地，都清晰地揭示出血缘家族在中国早期社会发展中的独特作用与突出地位，家国一体是华夏文明进程中的又一显著特征。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