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的角度看，世界上早期文明与国家起源区域主要有三个，自东往西分别是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地区，以印度为核心的南亚次大陆地区，涵括古两河流域、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在内的环地中海地区。这三个地区的自然条件、历史进程和文化面貌各有特色。

　　地中海文明形成宗教与军事传统

　　环地中海地区早期的文明与国家主要出现在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即大家熟悉的表述为古巴比伦和古埃及的地方。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的地理条件有相似之处，都是被周边沙漠、高山、大海所包围的河谷，具有很强的封闭性。正是这种封闭性，使人口和财富集中在河谷之中而不容易分散，从而形成人口和财富的高密度布局，加速了阶层分化和社会复杂化，使河谷成为最早出现文明和国家的地区。在这种相对封闭的环境内，外来影响较小，一旦某一种社会力量获得优势地位，即能够稳定地维持并不断扩大自身优势，发展成垄断性力量，主导社会的发展进程。最先在社会中取得优势地位的力量是宗教，宗教通过对世界万物的阐释和社会事务合理性的说明，成为社会运作的中心力量，使文明和国家在起源与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浓厚的宗教色彩和明显的神权特征。

　　古埃及、古巴比伦所处环境的另一个特征是周边环境十分复杂，有沙漠、高山、大海等各种地区，自然条件差别很大，其中居住和生活的人群也多种多样。这些地区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比河谷地区远为艰苦，河谷对周边人群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周边人群通过贸易、迁徙等方式进入河谷，使河谷地区的人口、财富和信仰更为集中，进一步促进了人口构成和社会结构的复杂化。同时，出于觊觎河谷地区财富或应付自然灾害的目的，周边人群对河谷地区的武力侵扰也经常发生。而河谷中的人群凭借其所拥有的自然资源和社会组织优势，希望用武力获取周边的资源，也会对周边人群进行侵扰。因此，这些地区的早期国家还表现出明显的崇尚武力和征服的特征。

　　随着武力冲突日益频繁，武力开始成为河谷社会中常规性的存在，并开始与宗教竞争社会运行的主导权。宗教具有先发优势，武力具有效率优势。如果宗教利用先发优势，将武力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就构成以宗教为主、军事为辅的神权型国家；如果武力利用效率优势，将宗教转化为服务自身的力量，则形成以军事为主、宗教为辅的军权型国家。比较而言，古埃及和古两河早期国家神权色彩更为明显，宗教的主导能力更强，几乎所有社会活动都冠以神的名义，最高首领同时也是大祭司甚至本身即是神；但利用军事权力进行的王位争夺也时常发生，对外的军事征服更是常见，所以军事色彩也十分浓厚。环地中海区域最早出现的国家都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和军事色彩，并一直延续下来。

　　古希腊、古罗马所处的意大利半岛和希腊半岛，缺乏封闭性的环境，人口和资源容易分散，所以国家出现较晚，直到生产、军事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开始国家化进程。由于缺乏封闭性环境，宗教一直未能扩大和形成垄断力量，依靠军事力量的强制性和高效率才进入国家阶段。在古希腊、古罗马的国家起源和形成中，军事力量主导社会的运行，国家表现出较强的世俗性，宗教所起的作用不像古埃及和古两河地区早期国家那样关键。但宗教依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在日常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提供社会事务的合理性方面极受重视。古希腊、古罗马也保留了浓厚的军事色彩和宗教色彩，但与古埃及、古两河早期国家不同的是，古希腊、古罗马社会中军事力量所起的作用明显更为重要。

　　可以说，在环地中海地区各个文明中，宗教色彩和军事色彩传统浓厚，宗教和军事是社会运行的组织性力量。作为环地中海文明主要继承者的欧洲文明，之所以普遍接受天主教并曾经长期保持教会与国王的双重治理，是有其浓厚的历史传统的。

　　中华文明人本与伦理化传统悠久

　　中国早期国家起源于晋南、豫西的“中原”一带，而“中原”在地形上是一组位于黄河中游的盆地群。这个盆地群的北面是以汾河河谷为主的临汾盆地，向南是以涑河河谷为主的运城盆地，再向南是包括黄河、伊河、洛河谷地在内的洛阳盆地，从洛阳盆地向西则是以渭河河谷为主的关中盆地，这些盆地中的河流都注入黄河，通过河道连接成一个盆地群。

　　将文献和考古相结合可以看到，文献中的尧都平阳和考古上的陶寺遗址，恰在临汾盆地，文献中的舜都蒲阪和考古上新近发现的周家庄遗址，正好位于运城盆地，文献中的禹都阳城、夏人之域和考古上的王城岗遗址、二里头遗址以及文献中的汤都西亳和考古上的偃师商城遗址都在洛阳盆地，文献中的太王、王季、文王、武王以及考古上的周原、丰镐遗址都在关中盆地。即从尧、舜、禹到夏、商、周，中国早期国家的核心舞台都处于黄河中游的这个盆地群内。

　　与古埃及和古两河流域的早期国家起源于独立的封闭性很强的河谷不同，中国早期国家起源于一个地形较破碎的由河道连接组成的盆地群。因此，中国的早期国家不像上述两个文明一样是在同一地域内连续地成长起来的，而是有一个明显的二次整合过程。中国早期国家前段的社会分化和复杂化是在各个盆地内分别完成的，各个盆地内的人群利用盆地的优越生产条件和盆地的相对封闭性，完成人口、财富的增殖和积累，实现初步的社会分化，进入国家的萌芽状态；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群的扩大，独立的盆地已经无法容纳，各盆地之间的交流、冲突和整合不断加剧，最终融合成一个更大的政治实体，进入国家阶段。

　　因为不同盆地内的政治实体的文明已经发展到相当的高度，没有一方拥有压倒性的力量，谁也无法轻易征服对方，如果采取军事方式进行社会整合，则结果可能是两败俱伤且无法达成目的。所以，各方更倾向于采取和平协商的方式进行整合。例如禅让制即是地域国家向跨地域的中央王朝整合过程出现的首领承位方式。由此产生的和平合作、选贤任能思想影响深远，与其他文明夸耀武力崇尚征服有很大不同。这导致中国早期国家和思想中的军事性和征服性色彩十分淡薄。

　　同时，国家整合过程中必然涉及各方利益的博弈，在各方表达自己的诉求时，无法像在原政治实体中一样利用宗教的先发优势提供合理性，而是必须向他人证明诉求的可信性、可证性和可行性，这就使得纯信仰的、难以验证的宗教的作用下降，而可验证的人的行为和事的逻辑地位上升，最终形成以人为中心视角的思想。所以，中国早期国家的宗教色彩十分淡薄，而有明显的人本化特点，后世之所以能发展出儒家这种伦理化的价值体系，与早期国家形成中的人本化观念有密切的关系。

　　祖先崇拜和注重历史成为中国思想和文化的重要特征，由此发展出独特的以祖先为主的信仰体系并很早就建立起发达的史官系统和构建出完整的史学体系，为社会提供阐释和合理性。祖先记忆和历史学成为当前行为合理性的重要来源，这与其他文明注重宗教提供合理性也是一个很大的不同。

　　由于中国早期国家进行了重新整合，打破了宗教、军事本有的优势，所以没有发展出神权主导或军权主导的国家，而是发展出一种将宗教和军事糅合在内的政权主导型社会，其宗教色彩和军事色彩相对淡薄，而具有明显的人本化和伦理化特征。

　　（作者单位：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