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属于四大文明古国，这已是常识。但有一个问题仍需要我们做出认真的回答，就是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古”可以上溯到什么时候？部分学者，主要是国外学者，只承认我国商朝是文明，对之前的夏朝，却不肯相信它是文明，或干脆否认它在历史上的存在。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成色”，也关系到如何认识中国古代文明的特殊性的问题，不可不弄清楚。
从对四大文明古国的认知谈起
“四大文明古国”的命题是由新史学的倡导者梁启超提出来的。当代两部较有影响的世界史书，一部是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写的《全球通史》，另一部是由美国学者威廉·麦克高希写的《世界文明史》，都把中国算作世界最早的一批文明古国。
归纳国内外学者有关四大文明古国的叙述，可以总结出文明古国具备的几项基本特征：第一，它们都是原生的文明，是以后亚洲、欧洲、北部非洲一系列古国、古文明的源头；第二，它们都处在大河流域肥沃的平原地区，是这种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孕育出来的古代文明；第三，它们产生的时间都很早，是它们所在的中东、北非、南亚、东亚几个地区最早的文明。它们产生的时间段是在公元前3500年至前2000年之间，确实可以称得上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一批文明。
值得注意的是，到底是把中国的夏代还是商代定为最早的国家亦即最早的文明，在学者中有着不同的看法。麦克高希是以夏王朝的建立作为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开始。斯塔夫里阿诺斯则是以商王朝的建立作为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开始，这一说法与他主张中国文明产生在肥沃的大河流域和平原地区的说法相冲突。我们赞同麦克高希的主张，承认夏王朝是中国最早的文明古国。
何处探寻夏文明
国外学者以及部分国内学者不承认中国有夏王朝，固然出于他们对中国历史及中国古代文献认识的局限性，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我们未能从考古上让他们看到真正的夏文明。
位于今河南洛阳附近的偃师二里头遗址是我们拿得出手的第一个可以证明夏王朝存在的考古遗址。那里还在继续挖掘的考古工地确实展现出一种王都气象，说它是一个“广域国家” 的都邑并不为过。但二里头只是夏代晚期的一处都邑。因二里头文化的年代早不过公元前1750年，文献也只记载夏朝晚期已将其势力扩展到河洛一带。至于夏前期和中期的居处，尤其是它兴起的地域，还需要花大力气去寻找。
其实，只要我们将夏王朝纳入“四大文明古国”的视域，这个问题便不难解决。夏代国家或夏文明之所在，也应当和别的文明古国一样，处在大河流域肥沃的平原地区。在当时具体历史条件下，这应当就是中国的黄河中下游平原。这里地势广袤低平，河流湖泊纵横，土地肥沃，属于黄河冲积而形成的特殊的黄土堆积，最适宜农业的发展。临近夏代的龙山文化时期，随着中国北方气候的转干转凉，促使这一地区新的河流阶地、冲积平原和河口三角洲迅速发育，湖沼面积急剧缩小，整个豫东鲁西平原变得更加适合人类居住。由是，这里很快形成一个四方辐凑、人口兴旺的经济文化发展中心。
与此相呼应，文献记载中国夏朝的行政地域也正在此一带。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就曾指出：“夏自太康以后以迄后桀，其都邑及他地名之见于经典者，率在东土，与商人错处河济间盖数百岁。”所谓“河济间”，便主要指今豫东鲁西一带黄河中下游平原。有必要指出的是，非但夏的地域在此一带，即使文献所载禹治洪水的地域，也在这片地区。
更为重要的是，今考古发掘亦可为夏兴起于古河济之间提供强有力的证据。按文献如《左传》等均有“夏后相都于古帝丘”即今濮阳的记载，称春秋卫国都城（即帝丘）是建立在过去夏后相所都的旧址基础之上。刚好，近年发掘的濮阳高城遗址亦显示，其上面庞大的卫国都城正叠压在夏初（或稍早）开始建造起来的一系列夯土基址之上。濮阳为古河济地区的中心，这就十分清楚地表现了夏后氏曾居于豫东鲁西一带的史实。
我曾多次去过豫东鲁西一带，发现那里广袤的平原上存有不少土丘，当地人或称之为堌堆。经了解，它们均是先民们居住过的遗迹，其时代可上溯至夏代前后。为什么先民要居住在此土丘之上？原来是为了躲避时常泛滥的洪水。查阅文献，它们就是《尚书·禹贡》所说的“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的“丘”。再将此现象与四大文明古国生长的自然环境加以比对，原来这些国家，包括两河流域、古埃及、古印度，都有同样的情形。这已为这些地方的考古调查或发掘所证实。
夏朝建立与中国早期文明特征
根据文献记载，夏代国家乃是夏后氏首领大禹在组织广大民众参与治理水患并保持对他们集中统一领导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中较早的记载见于《国语·周语》。其称，由于禹治水的成功，“皇天嘉之，胙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谓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 ，可以说把禹治洪水与夏代国家建立二者之间的关系表达得十分清楚。我们没有理由去怀疑《国语》这条记载。何况西周中期的豳公盨铭也记载了禹治洪水之事，也是将禹治水与禹的“作配享民”、被立为下界之王和民之父母联系在一起的。当然，西周时人的这样一些记忆与真正的夏初历史还是有一定距离的，但联系我们对夏代地域及禹时洪水发生地理环境的考察，相信有关历史记载并不是凭空捏造的。
如果相信文献所载夏代国家的产生是历史真实，那么我们自应相信由此而导出的有关夏代政治经济结构的如下一些特征。
第一，夏应当是一个拥有广阔地域的由众邦联合而成的广域国家。它既不是古希腊罗马那样的小型城邦国家，也不至于包罗所谓天下九州那样大的规模，而只是古河济地区众多邦国的联合体。这是因为这个国家本来就是为治理这一带泛滥的洪水而产生的。尽管如此，我们仍旧可以说夏奠定了中国上古三代国家的地域基础。
第二，夏代国家实行的是等级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所谓君主专制，就是君主一人对他所管辖的地域拥有主权，并对这一地区的居民实行专制统治，君主职位终身且可世袭。夏王是夏地域上的君主，是彼时“天下”的共主。但夏代国家又是由多个族邦组成的，每个族邦又都有自己的邦君，邦君在自己邦内行使职权，其职位也可以世袭，所以夏代实行的是等级君主联合专政的制度。这与古希腊罗马实行的共和制（民主共和或贵族共和）是根本不同的两种制度。
夏代国家的经济属自给自足性质，农业在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禹治水的目的主要是解决低地农业的发展问题。这从《国语·周语》称禹治水“能以嘉祉殷富生物”、《论语》称禹“稷躬稼”“尽力乎沟洫”，可以得到很好的证明。古希腊罗马各城邦经济则完全是另一种风格。古希腊多山，土地并不十分肥沃，农产品的品种也较单一，并不是所有城邦都以农业经济为主，不少城邦是以手工业和商业著称。由于各城邦的生业与自然环境互不相同，需要进行交换才能满足各自物质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加上各城邦被爱琴海、东地中海包围或环绕这一自然环境，遂使得古希腊的商业、交通运输，包括海上贸易都十分发达。古希腊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即是建立在商业文明基础之上的。
影响到社会经济形态，古希腊罗马奴隶制的发展便与那里的商业贸易行为有着密切的关系，奴隶买卖的盛行即是商贸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中国古代奴隶制不发达，亦与中国古代商品经济不发达有关。如果要谈两地社会结构的差异，那么可以说，古希腊罗马社会的基本结构是：奴隶主、公民←→奴隶、外邦人；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结构则是：国君、贵族←→广大庶民。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