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我国的史学研究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界，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其中后一阶段较之前一阶段呈现出多元化色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史学研究之所以能有所突破，也与史学研究多元化有关联。时至今日，尽管多元史学仍有延展空间，但已难有较大作为。那么，当今史学研究的深化之路剑指何方？缘何方能达到新的发展时期？笔者认为，只有去除“西方中心主义”等制约，史学研究才能进入更加广阔的空间。
中国历史研究的坎坷征途
西方对我国史学研究的钳制，首要的在于内容选择。中国的历史，特别是近代以来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影响中国的历史。人们在努力阐释近代化或现代化，努力寻觅现代性的存在；至于中国对自身的沿承，则成了非主流的另类。这种范式所左右的历史研究，看似簇锦团花，实则忘了自身；无论多么繁荣，都无法掩盖或粉饰其“西方化”的迹象。因为在西方学者看来，东方等于传统，西方等于现代，这一“二元对立”模式直接导致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并随着美国的称霸天下，“西方化”也渐次演变为美国化。
中国史成了西方影响中国的历史，这一说法如同民国时期的邓名册所言：“想读者亦能颔首谅承之也”！学者王学典就曾质疑：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能否写出本土化的中国历史？在西方话语成为主流话语的时代，我们还能否读到原汁原味的中国历史？我们还能否走入中国历史，真正感受历史的真实？理性学者的铿锵发问，发人深思。在“西方化”潮流的裹挟之下，中国的历史主体不仅被选择性遗忘，而且被贬斥、割裂、歪曲。可见，“西方中心主义”已使中国的史学研究步履蹒跚。
自从近代引入西学以来，在“西方化”的评价体系之下，我国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渐被矮化甚至丑化。一方面，我们把几千年唯一未曾中断的中华文明的意义和价值严重低估了。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始终没有中断、连续五千多年发展至今的文明。正如冯友兰先生在《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中所言：“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如此伟大而又光辉的中国文明，非但没有被大书特书，没有进行文化基因和奥秘的阐释和发扬，反而被攻击、贬斥、割裂乃至否定。
另一方面，则是我国传统文化被歪曲。近年来，时常有文论假借学术创新或学术自由之名颠覆正统。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比如，有的英雄人物被“抹黑”，反面人物则被一点点“洗白”。骂祖宗，而且冠冕堂皇，趾高气扬；捧汉奸，而且明目张胆，肆无忌惮。这些行径通过无限放大传统文化中不合时宜的内容，以达到否定传统文化的目的，进而导致正能量反倒成了被边缘化的“夹尾巴鼠”，令人触目惊心。另外，也有人以“学术讨论无禁区，课堂讲授有纪律”的前半句为托词恣肆妄为。当然，学术讨论确实没有禁区。但是，没有禁区不能等同于没有原则。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没有原则，学术讨论自然也概莫能外。
应当指出的是，全面诋毁中国历史，过度美化西方历史，是西方势力对华文化冷战的重要一环。在经常性的否定和歪曲之下，传统文化在不断被矮化、丑化，中国历史被不断虚无化。需要强调的是，某些外来敌对势力亡我文化、亡我历史之心由来已久。早在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就曾向我国东北地区以疯狂的规模输入日本文化，并试图以殖民文化钳制和压迫中国文化，甚至取而代之，使中国人永久“归心”。在学校里，学生们不仅要说日语，还要会唱日本歌曲，能读日本文学；日本人甚至还建立了专门的音乐、舞蹈学校，教授的曲调和动作，全然是日本式的。1940年7月，汪伪国民政府颁布了《关于中小学课程调整之意见》，实际承认了日语在中小学课程中的地位。1942年春，该政府更是明令禁止修习英语，规定日语为初中以上学校主要必修课程。总之，用一切手段营造学校环境气氛，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学生。这是一种“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的攻心战术，是一场“文教虏其人”的无血战争。
高奏中华文明史保卫战的乐章
正如世界物种多元化一样，世界文明史也向来是文明的多元和文化的多样。一个民族所形成的国家，其历史发展及创立的文化，自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以一种文明凌驾于另一种文明之上，以一种文化来覆盖另一种文化，甚至推行格式化的扼杀政策，这本身就是文化霸权主义。弱势文化自当发愤图强，革故鼎新，否则就只能自暴自弃，自取其辱甚至灭亡。
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我们要倡导回到中国自身的历史当中，弘扬中华文明，当然不是夜郎自大，亦非抱残守缺，更不是停滞倒退，而是要涤除文化自虐、文化自卑，不断增强文化自信；是要找到中华文明的根脉和统续，接续那尘封许久的元典精神与价值，激发其创造力和影响力。对此，简单以“否定之否定的扬弃”来概括显然有欠精准，我们应当凤凰涅槃、返本开新。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道之将行矣，文不在兹乎？置身如此伟大的新时代，我们自当以弘扬中华文明为己任，以“上天将斯文属余”的气魄，重新书写中国历史，以此迎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此中很重要的就是文化复兴梦。顾炎武在《日知录·正始》中指出：“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这启发我们，当代中国史学研究者自当去除惯性的“西方中心主义”认知，回到中国历史的场景之中，担当起复兴中华文明的重任。
中国史学研究去“西方中心主义”的路径选择
事实证明，只要我们转变思维定势，坚定文化自信，中华文明史保卫战就一定能够取得惊世骇俗的成功，中华传统文明就一定能够焕发璀璨夺目的光辉。曾经所谓的“包袱”化茧为蝶、转身一变成了我国的战略资源，成了世界文明中最璀璨的那颗明珠。毕竟，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文明未曾中断的国家。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树立文化自信，并且进一步坚定这种自信。
当然，不能否认，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呼声从来就未曾停歇，不单史学界，其他如文学、教育、翻译学界等亦如此。近几年来，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呼声越来越大。当前，我国学术界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多着意于批判，热衷于否定，少了一些在实践中的探索和运用，即说得多，做得少，多破少立，离真正落到实处，还相距甚远。比如，1984年美国学者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的译著在2002年于大陆面世前后，其“中国中心观”受到热捧。可惜轰隆的雷声下少见雨丝，喧嚣之后是漫漫沉寂。真正从中国自身出发，以“内源说”为支撑，以中国史学话语来书写历史传承的研究成果少之又少。长期以来，西方史学熏染下的思维惯性，使得史学研究推陈出新决非轻而易举，一蹴而就。
无论如何，未来中国史学研究亟须由向西而向东，由向外而向内，以自身的演变为中心，重塑本土史学，构建中国特色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在史学的园地里，中华文明之花必将朵朵盛开。一言以蔽之，中国史学若要再中国化，就必须去“西方中心主义”。
（作者系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