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美学探究着人与世界的审美关系，映照着人类灵魂的最深处。中国传统美学在与“人文精神”的互动中形成了独特的审美志趣、道德伦理与政治理想深度结合互构的价值体系，以家国天下为责任担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与价值取向指引着仁人志士的路向。
现代以来，中国美学思想融汇于西方美学理论，形成许多新的变化，对中国传统美学进行了形态性的改铸，如今，随着美学研究视角的转换和视野的开阔，中国传统美学的多维度社会关注的人文美学价值得到历史性正视。这对于新时期的中国美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在人类多元文化与美学精神的相互交流与借鉴中，构建中国当代美学精神与家国情怀的人文思想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在去年12月召开的“美学与国家：中国美学高层论坛”中，学界围绕推动中国美学研究范式变革展开讨论。本次策划，我们特邀相关专家学者继续展开深度探讨，在更宏阔的时代背景下为美学研究寻找新的定位。
家国情怀是中国文化和中国美学中的非常重要又非常深厚的主题，然而现代以来，家和国的现实和观念都有了重大的变化。如何在美学和文化的结合上，合理吸收其文化和美学资源，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美学，尚是一个虽然一直在进行，却并未得到应有深入讨论的问题。
自周公制礼作乐至清王朝八股取士，中国传统政治向来以“尚文”为特色。以礼乐为本的儒家“六艺”之教，既关乎士人的个人修身问题，也是国家教育的核心内容和选官标准。这种价值取向造成了美和艺术与国家政治难以分割的关联，同时也使中国传统政治显现出鲜明的“美治主义”色彩。它不仅昭示了中国传统政治极具魅力的侧面，同时也为中国“礼仪之邦”的特性提供了历史的阐明。
美学原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在西方，美学讨论的问题更多涉及艺术与真理的关系。从柏拉图的“艺术与真理隔了三层”开始，亚里士多德认为“诗比历史更具有哲学意味”，到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美学认为上帝是一切美的本源，以及近代以后对于艺术真理性的探索都是如此。因此，西方美学比较关注艺术与人的心灵（mind）能力之关系。鲍姆嘉通由此断论美学是关于感性和情感的科学，他亲自创立并命名的“美学”（aesthetics）一词，直译就是“感性学”。与西方美学不同的是，在中国美学特别是中国古典美学中，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则是非常特殊的问题。由于侧重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古典中国美学特别关注的是艺术的功能问题。
中国古典美学自本生根地就是一种“活生生”的生活美学，在这个根基之上，中国美学可以为当今的全球美学贡献出巨大的力量，因为我们的“美学传统”就是生活的，我们的“生活传统”也是审美的。
在宗法文化下的中国古代社会，家国天下被视为不同规模的同构体。乐教作为文化之公器广泛应用于中国传统治家与家教的多层面、多阶段，是具有普遍应用价值的齐家之道。其乐教三分，在家中，使乐（le）之教可着重应用于胎教与蒙教，发挥其“乐者乐也”、愉悦身心的审美价值；成于乐之教，着重应用于少年至成人，体现其化性起伪、濡化品格的育人功能；以乐之教，可着重应用于家之集体，发挥其美善家风、整齐门内的齐家功能。但无论何种乐教，遵循的都是“道德为质”、“艺术为形”，形质兼备、美善合一的乐教本义。在家国天下文化视域中乐与修身的关系具体表现是基础性的。
近来，重估中国传统美学的政治维度成为美学界讨论的一个热题。这一现象的出现主要源于三股思潮的推动。其一，随着对现代自律性美学的深入反思，让美学重新介入现实的理论诉求已成趋势；其二，与国内外政治哲学的兴起相呼应，美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自然地应运而生；其三，伴随着对传统文化的弘扬与理论借鉴，曾经遭受批驳的古典美学政治维度面临着正向建构与阐释的时代需要。可以预期，如同身体美学、生活美学、生态美学等的兴起给中国古典美学研究带来的影响一样，对美学政治维度的关注也将为中国美学史的书写带来一种新变化。
在柏拉图的教育思想中，城邦诗教是公民教育的基础阶段，秉承的是“正确教育”的理念，具有“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的重要功能，旨在培养善心为本、强身为用、美善兼备的公民德行与素养。爱美欲求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心理驱力，其追求对象多种多样，从身体之美上达心灵、法治和超越性精神之美，既伴随着基于可见形体的审美判断，更意味着人之为人的目的论判断，实则是以美获智、以美养善和以美求真的修为过程，其终极目的是为了培养德行卓越的完善公民。
昆仑是中华民族的家园。在华夏子孙的心目中，它无比崇高，无比壮美，无比神奇！人们对它顶礼之，膜拜之，在这顶礼膜拜中，凸显的是中国环境审美观中的家国意识。
作为“艺术与人生”关系的一体两面与思想交集，“人生艺术化”与“艺术人生化”既是一个古典美学论题又有现代美学意蕴，更因结合当今时代的“审美泛化”而从精英命题走向大众，继而参与进社会各个角落。无论是艺术的“为人生”与“为艺术”之争，还是“艺术与人生”的双向互动与互渗，其各自的独立性毋庸置疑，而两者的融合与重叠更需要在当下时代加以辨别与区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