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原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在西方，美学讨论的问题更多涉及艺术与真理的关系。从柏拉图的“艺术与真理隔了三层”开始，亚里士多德认为“诗比历史更具有哲学意味”，到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美学认为上帝是一切美的本源，以及近代以后对于艺术真理性的探索都是如此。因此，西方美学比较关注艺术与人的心灵（mind）能力之关系。鲍姆嘉通由此断论美学是关于感性和情感的科学，他亲自创立并命名的“美学”（aesthetics）一词，直译就是“感性学”。与西方美学不同的是，在中国美学特别是中国古典美学中，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则是非常特殊的问题。由于侧重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古典中国美学特别关注的是艺术的功能问题。
当然，几千年的中国古代政治体制、学术观念、审美观念有很多转变，讨论古代中国不能不加区别笼统地谈。笔者认为，就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而言，西周和西汉是两个巨大的拐点。而在艺术观念和审美形态方面，魏晋时期是个巨大的拐点。因此，抓住这几个重要的拐点，中国美学的大致脉络就呈现出来了。
中国古代的艺术大多都具有特定的实用功能。宗白华曾说过，上古三代的青铜器、玉器等，这些东西原来都是日常用具，但作为日常用具以后，慢慢被审美化了。即使是贵族佩戴的玉器，也是身份的象征。纯粹作为审美对象的器物比较少见。在实用器物美化过程中，很多因素是跟权力相关的，例如鼎就是权力的象征。当然，可能古人也认为，鼎的形态就是美的。我们现在也认为鼎的形态是美的，而且那种美感，是我们现在的工匠造不出来的，无论怎么造，也没有商代、周代的鼎好看。
现存上古的文学作品，只有周朝的《诗经》。但是，周王室采风也只是看中民间诗歌的“美”、“刺”功能。不过，诗歌可以吟唱，与音乐一体。而“颂”是纯粹的庙堂音乐，庄严肃穆。“雅”是宫廷燕乐，也很斯文。只有“风”具有歌谣的审美特点，尤其是“郑卫之音”，很有动听之处。但是，对于诗乐的这种审美因素，很多当时的思想家都竭力诋毁。《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使人心发狂。”墨子认为“声乐害政”。因此，从社会价值的角度说，他对于美是排斥的：“虽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乐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墨子·非乐》）而孔子则大声疾呼：“放郑声，远佞人！”反复强调：“《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孔子的这个思想经过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成为中国历代统治者的美学观念，即官方的或曰正统的美学思想。从汉代的《诗大序》到朱熹的《诗集传》，宣扬的都是这种美学理念。而对于《诗》的解释，主要是伦理学或政治学的，纯粹美学的比重极少。
这种情况在魏晋时期发生了一点变化。学者认为，魏晋时期出现了“艺术的自觉”。“自觉”的含义是艺术作为一个独立的东西，有自身的价值和规律，不再完全是其他事物的附庸。虽然，中国古代的艺术没有因此完全与政治或意识形态切割，但是，对于艺术本身价值和规律的探究、追求，在客观上形成了中国古代艺术发展的另一条路径。其中最为重要的即是宗白华所说，魏晋时期对艺术鉴赏、艺术创造理想追求所建立的美感形态，影响了后来的中国整整1500年！例如陶渊明的诗、王羲之的书法、顾恺之的画、云冈石窟的大佛，等等，都是后世顶礼膜拜的极品。魏晋时期在审美鉴赏提出的一些观念，例如“气韵”、“风骨”等，不仅是中国古典美学的宝贵财富，也是全部中国美学的核心概念。
因此，魏晋时期出现“中国艺术自觉”是一个重大命题。研究中国古代的美学、艺术和政治的关系，这是一个关节点。
但即便如此，儒家正统的美学观念仍然占据支配地位。唐代韩愈目睹六朝文风绮靡奢华，愤而疾言“文起八代之衰”，大力倡导“惟陈言之务去”，竭力鼓吹“文以载道”。他所谓“陈言”即绮靡奢华之类不“载道”之言。“道”质言之，就是儒家之道，就是政治。这种正统的美学观念，经过宋、元、明王朝，在有清一代达到巅峰。清代桐城派在艺术理念上，从方苞到曾国藩，无不强调以文阐道翼教。道是主宰，文是附属仆从。语言则力求简明达意，条理清晰。他们提倡的“清真雅正”的品位，俨然与孔子所云“思无邪”一脉相承。从艺术创造者的构成来看，桐城派其中不仅有职业文人，例如方苞、姚鼐等，还有中兴之臣、国家栋梁曾国藩等。因此，桐城派艺术理念对于近代以来中国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中国现代美学巨匠朱光潜应该就是桐城派队伍中的一员，由此即可见到桐城派与现代中国美学直接的血脉关联。
从孔子经韩愈到桐城派，“文以载道”的观念，几千年来在中国延续下来。文风即学风，文品即人品，道德、政治和艺术密切相关。正因如此，在中国历史的重要时刻，亦会产生一些揭示社会苦难和英雄颂歌等千古流传的艺术作品。例如汉代的“古诗十九首”、杜甫的“三吏三别”、文天祥的“正气歌”等。在20世纪中国灾难与拯救、风云激荡的历史中，出现了“救亡文艺”、“抗战文艺”。艺术家在救国救民的活动中挺身而出，奔走呼号，诞生了《义勇军进行曲》这样悲壮激越的伟大爱国主义艺术作品。这即是中国美学思想的外在化。
当然，魏晋时期出现的“艺术自觉”所发出的诉求，始终是中国美学的一维。这些声音较多存身于诗论、画论、《闲情偶寄》《园冶》之类文字之中，只是这个声音始终不是主旋律。尤其是在太平盛世，追求纯粹审美趣味的思想和观念，实在是微弱到几乎没有。“文以载道”则是绝大多数时代的最强音、主旋律。从这样一个历史的视角，我们不难看到，几千来直到当代的中国的美学，一直是跟家国情怀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美学和艺术的发展，就是这是两条线的变奏。从历史来看，也是中国美学、艺术发展的一个内在动力，也是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不同的特征之一。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