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周公制礼作乐至清王朝八股取士，中国传统政治向来以“尚文”为特色。以礼乐为本的儒家“六艺”之教，既关乎士人的个人修身问题，也是国家教育的核心内容和选官标准。这种价值取向造成了美和艺术与国家政治难以分割的关联，同时也使中国传统政治显现出鲜明的“美治主义”色彩。它不仅昭示了中国传统政治极具魅力的侧面，同时也为中国“礼仪之邦”的特性提供了历史的阐明。
美学和艺术介入中国传统政治
美学和艺术是如何介入中国传统政治的？按照上古圣王谱系，中国早期政治的形成史，就是自然向美的生成史。其中，伏羲氏作为华夏民族的人文始祖，他最伟大的贡献就是为自然立法，即通过象天法地，将无序的自然归纳整理成图式性存在（八卦），从而实现天文向人文的转渡。伏羲之后，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易传·系辞下》），则是把着装视为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标志，显现出审美与伦理、政治相混融的特性。此后，接续这种人文命脉的伟大创造是西周时期的礼乐制度。据《尚书大传》，周公在他摄政的第六年制礼作乐。这里的礼乐，既是政治的，也是审美的。就其将国家政治诉诸审美和艺术教化的特性看，审美诉求构成了这种政治的主导性诉求，一种人文化的美构成了这种制度的灵魂。
关于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特性，黑格尔曾讲：“中国，这个国家就是以家族关系为基础的——一个父道的政府，它那政府是用了谨慎、劝谕、报应的或者简直可以称纪律的处罚，来维持它的机构——一个不含诗意的帝国。”（《历史哲学》）仅就礼乐在中国传统政治中所占据的核心地位看，黑格尔的看法明显有失公允，他忽视了由礼乐昭示的中国传统政治审美的、理想主义的维度。当然，在现实政治实践中，由于人性的复杂和现实的残酷，政治的过于诗意和审美化也必然会使执政者自陷困局。正是因此，自先秦始，中国历代思想者一方面崇尚周制，推崇礼乐，另一方面则强化政治的强制性。比如儒家，除了讲礼乐，也讲刑政；除了讲王道，也讲王霸道兼杂；除了讲独尊儒术，也讲儒表法里。这种“两手抓”的策略，在政治的理想价值和现实选择之间保持了必要的平衡。
但是，中国传统政治家为了治世急务而采取的政治强制，从来没有减损礼乐或审美政治的崇高价值。甚而言之，政治惩戒措施愈是严厉，愈是需要诗意的东西构成它的核心价值，否则惩戒就失去了道义的正当性。正是因此，在中国政治史上，儒家因推崇礼乐之治而永远占据着道德和审美的高地。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人们一方面认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另一方面也鲜明地体认到礼乐与刑政之间的主次、本末、体用之别。在中国历史中，以尚文为特色的周制之所以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为残酷的现实注入了诗意本质，并提供了理想方向。同时，由于这种制度存在于历史的过去，它也因此成了诗情记忆的对象，成为被历代政治家反复系念和追慕的黄金时代的象征。
礼乐构成传统中国的立国精神
在中国传统政治史中，周制、尚文、礼乐是一组连续性的概念。人们之所以推崇周制，原因在于它的尚文。而周制之所以被认为是尚文的，原因则在于它在诸多治国方略中选择了礼乐。进而言之，礼乐也没有因为它的理想性而成为一个空泛的概念，而是有一套贯通天道人心的价值体系：首先，就礼乐与人内在精神欲求的关联看，它是“尽精微”的。《礼记·乐记》讲：“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就是在强调礼乐在人心灵深处的奠基性。其次，就礼乐与天道自然的关系看，它是“致广大”的。《礼记·乐记》云：“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则将礼乐看作充塞天地、洋溢万物的普遍概念。
那么，在心灵的精微与天地的广大之间，礼乐如何存在？据《周礼》等文献，礼分为礼制、礼仪、礼容、礼器等诸多维度，乐则可分为乐德、乐语和乐舞。在礼乐之间，礼为人的行为建立秩序，为了使这种秩序洋溢出生机活力，要以乐弘礼；乐作为使人性释放的力量，则极易导致人欲的泛滥，所以又要反过来以礼节乐。也就是说，礼与乐作为张与弛、理与情两种相互制衡的力量，共同塑造了一幅和谐社会的理想图景。至孔子时代，诗与乐分离，礼乐并举被进一步具体化为诗、礼、乐三分。个体的成人之路和国家的致太平之路，统一被规划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式的三段论。这样，在由周制、尚文、礼乐、诗礼乐等一系列概念规划的价值体系中，又进一步显现出一种阶梯式的上升之路，即在诗、礼、乐之间，存在着次第性的超越关系，乐境代表了理想政治所能达至的最高境界。
要而言之，礼乐作为中国传统政治的核心概念，它既具有内在的深邃性和饱满性，又具有外在的上升性和弥漫性。就其深邃性而言，它奠基于人的自然本性。就其饱满性而言，它以诗、礼、乐、舞等艺术方式诉诸人间教化，使现实世界成为一个被诸种艺术元素配置而成的美好世界。就其上升性和弥漫性而言，礼乐在世而超越，既规范人世又通达自然，从而使礼的秩序和乐的和谐成为一种贯通天地人神的宇宙精神。据此来看，如果说审美精神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的灵魂，那么诗、礼、乐、舞等则是它的践履和展开形式。或者说，从美到礼乐、再到诗、礼、乐、舞，构成了传统中国的立国精神或建国模式的精髓。
传统礼乐政治的理想主义特质
中国传统礼乐政治具有鲜明的理想主义特质，这种特质使它在面对现实实践时往往会遇到巨大困难。比如，春秋时期极力推行周制的孔子所遭遇的挫折。即便如此，这仍不足以减损美和艺术对于中国传统政治的重大价值。这是因为，人类爱美的天性就是爱理想的天性，缺乏理想引领的民族必然会丧失生存的目标和方向。
同时，美和艺术因为它的理想性而进一步显现为超越性。这有助于提高人的精神高度，从而使其制度设计具备人类视野，并因此在与其他政治制度比较中显现出优越性。在中国历史上，孔子之所以一生失败仍然广受尊崇，原因就在于他捍卫的周制具备这种理想和超越特质。中国持续数千年的民族矛盾，之所以多以异族对中原王朝礼乐政治的接受为终局，原因也在于这种政体具有道义的高度以及跨越族群差异的全人类价值。进而言之，一种具备审美特质的人文政治，必然会因为它的理想性、超越性和全人类性而对人们形成绵长的吸引，并因此显现出恒久价值。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而没有发生大的断裂，同样离不开这种人文性的政治所具有的道德感召力和情感凝聚力。
中国古典美学，其关注的对象绝不仅仅是文学艺术，而是有着关于国家天下的广远视野。中国文学艺术，其价值也不仅仅在于愉悦性情，而是具有为政治注入诗意又在理想层面引领政治的双重功能。蔡元培讲：“吾国古代乐与礼并重；科举时代，以文学与书法试士，间设画院，宫殿寺观的建筑与富人的园亭，到处可以看出中国是富有美感的民族。”（《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变化》）讲的就是美之于传统中国的陶冶和凝铸作用。在当代社会，这种由美孕育的国风，对于促进社会和谐、推进国家文化强国战略，无疑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