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彼此关联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前者为后者提供学理支撑，后者为前者提供实践路径，促进二者的有机融合有利于实现各自更好的发展。在这一方面，作为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的领军人物，费孝通先生为学界后辈树立了极好的榜样。

　　在20世纪70年代末复出重获学术研究的机会时，已年届七十的费先生表示，他口袋里只有十块钱了，要集中起来买一件心爱的东西。这就是说，要用余生可能会有的十年时间接续完成以前未完成的“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一篇是指他1935年广西大瑶山调查所开创的民族和边区研究，另一篇是指他1936年苏南江村调查所开创的农村发展研究。费先生不仅用“十块钱”做好了“两篇文章”，还充分利用额外的“十多块钱”做了“第三篇文章”——提出和倡导“文化自觉”，这也是他晚年“最后一篇文章”。费先生所做“三篇文章”，每一篇都是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的典范案例。限于篇幅，本文仅以费先生农村发展研究“一篇文章”为例，来讨论他有机融合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学术实践。

　　从经验研究中提炼理论

　　1936年暑期，费先生到姐姐费达生从事乡村工作的江苏吴江县开弦弓村（江村）养伤，顺便做了一个月的村庄调查。当地村民“站在饥饿边缘上”的生存状况令他印象极其深刻，以至于他在基于博士论文出版的《江村经济》一书中得出了“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的判断。一向以鱼米之乡、丝绸之乡著称的江南乡村，何以沦落至此呢？费先生从当地土地占有上的一种特殊安排（土地被划分为田底和田面两层）和不在地主制的大量存在入手，一步步深入探究下去。当地农民从事家庭蚕丝业已有上千年历史，蚕丝业是仅次于农业的主要收入来源，但是在费先生实施调查的当时，由于手工业土丝的出口和价格一落千丈，传统家庭手工业已陷于崩溃。收入急剧下降的农民不得已求助于市镇资金的接济，而市镇资金流入的另一面就是农村土地权（田底所有权）的流出，农民从自耕农变成佃户，肩头加上了沉重的租金负担。用土地权换取市镇资金有如饮鸩止渴，农民生计更趋于恶化，土地权进一步持续外移，高达70%的人家成为没有田地的佃户，“一个恶性循环耗尽了农民的血汗”。因此，“农村问题的根源是手工业的衰落，具体地表现在经济破产并最后集中到土地占有问题上来”。经过在江村以及后来在云南三村的调查，费先生形成了自己关于乡村衰败的解释逻辑：中国传统经济结构是一种“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农民同时依赖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共同支撑，得以维持不饥不寒的小康生活；过去几十年随着西方工业扩张，乡村工业陷于衰落，传统经济结构受到冲击，农民生计陷于困顿；原先潜伏着的土地问题严重性凸现，佃农与地主的矛盾冲突趋于激化。费先生赞同共产党主张的土地改革，视其为解除农民痛苦的必要和紧迫的步骤；他同时认为，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在于恢复乡村工业并使之实现现代转化。他说：“中国土地问题的最终解决将和中国的工业化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

　　费先生的《江村经济》被其导师马林诺夫斯基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抛开该书在学科发展史上的价值不提，单论其在理论上的创新，正如甘阳所指出的，《江村经济》慧眼独具地抓住了乡村工业作为分析中国问题的中心环节，指出它在中国社会变迁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系。这是中国社会学派迈出的第一步，却已充分展示出高度的研究原创力。

　　回到实践中检验理论

　　发展乡村工业，是费先生重要的学术主张之一。他对乡村工业化研究不仅作出了重要理论贡献，而且对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和中国的工业化作出了重大贡献。1981年三访江村，费先生高兴地看到，由于村庄从片面发展粮食转到大力发展家庭副业，村庄集体经济中的工业明显增加，村民收入有了很大提高。他表示：“我觉得特别兴奋的是在这里看到了我几十年前所想象的目标已在现实中出现，而且为今后中国经济的特点显露了苗头。”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费先生“行行重行行”，持续对各地乡村工业的发展进行跟踪调查，先后提出著名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江模式等，为乡镇企业的发展鼓与呼。部分由于费先生的努力，中国的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迅猛发展，一度成为中国经济中最活跃的部分，在全国工业产值中“三分天下有其一”。邓小平同志表示：“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倡导乡村工业和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或许是费先生对中国社会学和中国社会发展作出的最大贡献。而就本文议题而言，费先生从实践中发现问题提出理论，再回到实践中去检验理论，在这一循环反复的过程中既发展了学术理论也促进了社会进步，可谓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有机融合的绝佳案例。

　　事实上，沿着农村发展这篇文章，费先生持续跟进不断拓展，从中做出了多方面的成就。例如，在倡导推进乡村工业化的同时，他敏锐地意识到城镇化和调适城乡关系的重要性，适时提出了“小城镇 大问题”的重大命题和小城镇作为中国城镇化“人口蓄水池”的战略构想，在学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此后一段时期中国城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又如，费先生沿着“江村—小城镇—中小城市—以大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域—全国一盘棋”的思路持续拓展研究（他打趣地称为“从乡下进了城”），在经济区域发展上也提出了一系列重要主张并产生深远影响。他在观察和研究各地经济社会现象时注意到超越行政区划的区域经济发展的事实，由此萌生区域经济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概念。20世纪90年代初，费先生提出，以上海为龙头，江、浙为两翼，长江流域为腹地，重建东方大港，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带动全国经济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成为国家战略后，费先生抓住时机带领团队积极开展“浦东开发开放中的农民问题”研究，这又反过来促进了关于农民和社会转型的基础理论研究。如今的长三角地区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活跃最发达的区域，区域内的浙江省也成为目前全国唯一的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此外，费先生还先后提出建立临夏和海东经济协作区、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串糖葫芦”发展京九铁路沿线经济带等战略构想。

　　社会科学研究为社会服务

　　费先生指出，社会科学研究应当为社会服务，知识分子应当承担社会职责。在早年学习期间，他就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态度：“我们可以写几百篇文章来讨论周朝有没有‘吃人’的风俗，可是这种知识即使得到了，试问和现实的生活有什么用处？……我所知道的‘真正的学术’，是‘有用的知识’。学术可以做装饰品，亦可以做粮食，若叫我选择，我选择粮食。”他强调，除非社会科学研究者接受了处理社会的责任，否则社会科学将永远空洞无物、无关宏旨。

　　在费先生看来，社会科学研究的实用性存在两种取向，一种是为既定决策做论证，“跟在屁股后边的实用性”；另一种是引领，“指出一个大方向”。他不屑于做前者，坚定地选择了后者。而要做出真正能够引领的学问，就需要花费大量的心力去了解和掌握丰富的社会事实。从实求知，正是费先生治学的一贯主张和鲜明特征。“脚踏实地，胸怀全局，志在富民，皓首不移”，是他晚年对自己一生志向和事业的总结。费先生的学术生命历程，就是一幅“为人民做学问”“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生动写照。

　　费先生曾借用清人黄仲则凭吊李白的一句诗“应是鸿蒙借君手”表示：历史到了一定时候，总要找一批人出来回应时代的课题，至于具体是哪些人，并不很重要。的确，时代的课题和召唤就在那里，待人采择，但是究竟谁人拥有回应时代课题的眼光和能力，能够不负鸿蒙（时代）重托，那就另当别论。就此而言，一生志在富民、从实求知的费先生，是当之无愧的时代入选者。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