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术职业不稳定体现了削弱劳动保护的新自由主义做法。学术职业越来越多地建立在市场驱动的价值观和压力之上，高等教育机构现在越来越着眼于赢利而非公共利益，很多高校对劳动伦理重视不足，“学术雇员”日益成为“职业不稳定劳动力”。在不稳定和过度工作的职业文化驱使下，学术人员为保住岗位，减弱了对职场剥削的抵御能力。从就业角度讲，学术界的“黄金时代”或许已经结束。

　　学术研究如今成为重要的就业选择，甚至是许多人心目中的理想职业。然而，西方学术界近年来出现了科研工作稳定性下降的现象，学者因经济压力、心理健康受损等问题而中断学术职业的情况增多。一种新的学术写作题材——“退出文学”随之流行起来。“退出文学”指的是科研人员在社交媒体等公开平台上发表的、说明自己离开学术界原因和过程的文章。有学者提醒，不应将“退出文学”看作单纯的情绪宣泄，其折射的深层次问题值得警惕。

　　多数退出并非自愿

　　“退出文学”最近一次备受关注是在2018年。当时在美国哈特福德大学担任历史学访问助理教授的艾琳·巴特拉姆（Erin Bartram）在申请终身职位失败后在个人博客上发表文章，描述了其不稳定的学术工作经历和所在领域的职业前景，表达了不得已离开高校教师岗位的遗憾和伤痛之情。她写道，“我悲伤、心烦意乱，但又感到自己没有权利悲痛”，因为她知道得到终身职位的概率很低且自己的专业背景不够深厚。“我失去了自我身份的巨大部分，而最令我痛苦的是我的失败已经被重复了无数次，且将继续被重复无数次。”相较于其他“退出文学”作品，巴特拉姆在博文中直白地剖析了失望、伤痛、愤怒的情感。

　　巴特拉姆的文章在互联网上迅速大范围传播，在4天之内阅读量超过8万人次，以至于她的博客一度瘫痪。这篇文章也促使其他学者进一步了解和思考“退出文学”以及科研人员的职业去留。澳大利亚西澳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研究员拉拉·麦肯齐（Lara McKenzie）分析了2013—2019年英语国家职业不稳定学者或职业起步期学者在互联网上发表的“退出文学”作品，并采访了若干名澳大利亚学者。她发现，“退出文学”作者离开学术界的原因和过程各不相同。有些学者的退出是“主动的”“反抗性的”，也有些学者是“平淡无奇”和“迫不得已”。他们离开的原因包括申请终身职位无望、待遇不佳、工作安排不合理、心理健康状况恶化，以及对学术职业失去热情和希望。

　　值得注意的是，一部分“退出文学”的作者后来重返学术界，甚至回到过去任职的机构继续从事性质相同的工作；也有一些人虽然表达了离开的打算，但最终还是长期留在了不稳定的职位上。返回或留下的常见原因是经济困难、负担不起没有收入的状态、找不到其他工作，或预计学术界外的职业前景同样糟糕甚至更加恶劣。有学者表示，“退出文学”语境下的“退出”不如说是“被退出”——尽其所能依然无法留下的别无选择。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性别与文化研究系副教授露丝·巴肯（Ruth Barcan）谈到，不是所有离开学术界的案例都在制度层面上被明确地视为“决定退出”，很多科研人员在短期合同到期后悄无声息地“消失”。一些人的离开是直截了当的抉择，其他更多人则是逐步“撤退”或被排斥。

　　另外，职业不稳定的学者不仅要为获得终身职位的希望而努力，也要为表现出怀有希望而努力。这种强迫自己展现积极姿态的状况，诠释了美国文化理论家劳伦·贝兰特（Lauren Berlant）在《残酷的乐观》一书中揭示的西方社会现状，人们执着于追求难以实现的美好生活愿望，尽管这个社会已无法提供实现这些愿望的机会了。麦肯齐通过访谈和文献综述得知，如果科研人员拒绝“表演”乐观，表现出批判性态度或不够积极的情绪，往往会受到来自各方的微妙惩罚、忽视、指责，例如职业机会被收回、失去资深学者的支持、被质疑对学术职业不够忠诚等。

　　学术职业临时化正在成为事实

　　“退出文学”也遭遇到不少批评的声音。有人称“退出文学”有自夸之嫌，或是混合了学术人员的不安全感与特权，“退出文学”作者应该认识到科研工作的价值而非散布悲观主义。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电影与媒体研究教授、美国《大西洋月刊》特约作者伊恩·博格斯特（Ian Bogost）就曾在该刊上发文《没有人在乎你辞职了》，提出“为什么人们应该对某个人退出某件事大加赞赏？更值得赞赏的是找到接受现实的办法。请多来一些‘留下’的文章”。

　　同时，各种针对“退出”的解决方案不断涌现。克里斯托弗·L.卡特林（Christopher L. Caterine）在美国一所名校取得古典学博士学位后曾在大学担任过访问助理教授，后改行从事企业管理咨询工作。在职业转换过程中，他访问了多位进入其他行业的“前学术人员”。基于亲身经历和调研结果，卡特林于2020年出版了《离开学术界：一部实用指南》一书，以期为困于“终身陷阱”、准备寻找新机会的学者和对非学术工作感兴趣的人员提供简明易行的职业建议。

　　无论怎样看待“退出文学”，在一些西方国家，学术职业临时化正在成为不可回避的事实。英国皇家学会的一份报告称，博士毕业生日后获得“教授”职称的概率是0.5%。根据英国高等教育统计局（HESA）2017—2018年的调查数据，持固定期限合同的学术人员占总数的1/3，数量较2007—2008年增加了9000多人。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数据显示，2000—2019年，几乎所有学科领域的博士学位获得者进入学术职业的比例都在下降。博格斯特的书中提到，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研究生中最终得到终身职位的人仅占7%左右。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AUP）指出，与许多学生和家长的认知不同，美国高校教师中拥有终身职位的并非“主流”——2016年非终身职位比例高达73%。澳大利亚全国高等教育联盟（NTEU）称，进入21世纪以来，澳大利亚高校中不稳定工作显著增加，2017年持固定期限合同和临时合同的教职人员分别占总数的22%和43%。

　　麦肯齐强调，从统计数据和访谈中可以看出，大多数“退出文学”作者并不是由于厌烦而自愿离开，他们或是困在艰难的工作条件中，或是因未能续签合同而不得不退出。新西兰梅西大学管理学院助理教授凯特·博恩（Kate Bone）针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学术界开展的研究显示，不稳定就业常被看作暂时性状态。许多学术人员将人生的大量时间投入于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从事科研活动，很多人还肩负了巨额的学生贷款，放弃终身性的学术职业梦想对他们而言或许相当于一场“地震”。然而，梦想也可能是错觉，会将他们困在继续“投资”或是改换方向的路口。

　　学术界问题是整个社会的缩影

　　博恩对本报记者表示，不稳定就业体现了削弱劳动保护的新自由主义做法。学术职业越来越多地建立在市场驱动的价值观和压力之上，“学术雇员”受到商业导向的企业化变革的冲击，日益成为“职业不稳定劳动力”。高等教育机构现在越来越着眼于赢利而非公共利益，很多高校对劳动伦理重视不足，不仅大量聘用固定期限员工和临时员工，还延长了终身职位的试用期，加大了所有教职人员的工作负荷。在不稳定和过度工作的职业文化驱使下，学术人员为保住岗位，减弱了对职场剥削的抵御能力。从就业角度讲，学术界的“黄金时代”或许已经结束。

　　职业不稳定反映了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劳动标准和劳动保护放松管制，生活事件的不可预测性增强。现今，不仅是学术职业，其他行业乃至人们的生活整体都趋于更加不稳定。这一趋向也总与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弊端联系起来，并产生了诸多相关的学术讨论。大部分讨论聚焦于职业领域，如兼职、低薪工作、缺少保障的工作，但也有学者将不稳定性视为一种影响所有人的“生存真相”、新的生活方式。在高等教育和科研领域，伴随着以所谓的市场原则为依据的制度调整，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激进改革，不稳定性上升非常显著。政府对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拨款减少，固定期限或临时岗位增多。职业不稳定学者时常需要借助人际关系或“地位”较为稳固学者的帮助来获得就业机会和资源。

　　博恩表示，在新自由主义社会及其教育科研模式下，保护劳动者、开辟职业道路、应对不稳定就业在很大程度上落在个人身上。这可能造成存在意义上的巨大不安全感，使不稳定劳动者易遭到剥削。他们对工作缺乏掌控和依靠感，不断在做“认同努力”，即为了被接受、被倾听、参与某项事业而调整自己的身份认同，改变自己通常偏好的行事方式。在博恩看来，所有学术人员必须捍卫自己和同行的正当权利，保护学术职业免遭市场思维的侵蚀。日常行动、社会支持、公开抵制都有助于改善学者和学生的学术体验，每个人都应有发挥作用的责任和空间，不能被动地旁观学术界被新自由主义自利思想和落后、不平等的领导模式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