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开放既是经济全球化深度调整下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也是经济服务化阶段巩固壮大实体经济的客观需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贸易壁垒的不断下降和市场准入的逐步放开，中国制造业市场基本实现了对内和对外开放，但服务业市场开放进程却较为缓慢，制约了服务业规模、质量和效率的提升，这与中国服务业比重已经超过制造业并将持续处于主体地位的发展现状不相称。作为实体经济的组成部分，现代服务业在推动产业体系现代化、完整内需体系培育和产业融合创新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以服务业领域为重点的新一轮开放将是助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服务业开放是深化改革的重点领域

　　经过4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产业结构变化已经进入经济服务化阶段。常规经济理论大多认为，服务业规模扩张是工业部门生产率持续上升到一定阶段，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生产率提升，通过市场机制共同推动生产要素向服务部门流动的结果，但中国服务业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源于重工业发展模式调整下生活性服务业扩张的“补偿性增长”。只有通过更高水平开放促进服务业市场分工深化，有效推动现代服务业提质增效，才能打破“鲍莫尔成本病”引致的“结构性低效”困境和制造业就业岗位下降引致的“收入分配空心化”窘境。

　　作为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新型产业形态和创新模式，服务型制造既是提高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有效途径，也是确保制造业国内甚至全球份额基本稳定甚至略有增长的重要支撑。但在国内外生产性服务存在质量差距的现实情境下，中国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呈现出“以国外服务替代国内服务”的演变特征。只有通过高水平开放释放的积极信号，吸引高效率民营和外资企业进入，提高服务业企业进退的生产率阈值要求，才能推动国内服务业发展向专业化、规模化和高端化延伸。国际经验和理论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在跨越“低收入均衡陷阱”转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持续提升，消费者对富含知识或技能含量的产品和服务需求增加。此时，如果一国教育、文化和卫生体系等公共服务或交通运输、现代物流和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供给不足，那么不仅会导致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因人力资本短缺而发展乏力，也会因为高质量有效供给无法满足消费者需求和高端就业岗位不足而制约有效需求增长。因此，通过服务业开放促进服务业规模扩张和结构优化，已经成为当前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

　　扩大服务业对内对外开放具有以下两层内涵。一是放宽民企市场准入的对内开放。经过长期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基本形成了国企占居上游和民企竞争下游的产业格局。尽管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在不断放开，但服务领域对民营资本的开放仍然较为有限，行政管制、所有制歧视或外部资源获取障碍等，导致部分民企要么无法进入参与竞争，要么可以进入但面临不利政策环境进而发展空间受到挤压。二是降低外资进入门槛的对外开放。受限于服务产品的无形性和有限存储特征，商业存在成为服务贸易的主要方式，但囿于国内服务业发展滞后和国家经济利益安全的现实考虑，服务领域对外资开放的步伐较为缓慢，所有权和经营范围限制等事前准入门槛以及事中事后监管操作的不规范，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外资进入。

　　服务业开放重塑实体经济新动能

　　服务业开放是重塑实体经济新动能的重要抓手。从产业结构优化和产业体系现代化视角看，现代服务业是后工业化时期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动能，和制造业一样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既是经济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满足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和制造业效率提升的重要保证，也是在制造业产能过剩背景下拓展投资空间和优化投资结构的重要补充，而高水平双向开放是持续提高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优势的基础和前提。从需求结构升级和需求体系培育看，服务业双向开放释放出的投资机会推动投资主体多样化，不仅能够通过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还将通过高质量外资的进入引发竞争合作机制，充分激发国内各市场主体的内在活力，扩大消费需求和有效投资，持续释放内需潜力，实现供给和需求相互提升的高水平动态均衡。从技术经济关联和产业融合创新视角看，服务业开放带来的服务种类多样化和专业化服务质量提升，将通过中间品市场的水平关联和垂直关联溢出效应提升国内实体经济企业的创新能力，促进服务业和制造业生产效率提升，进而增强制造企业的服务化转型激励，实现高端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发展。

　　服务业开放的关键在于推进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比较优势是一国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基础和前提，不同于古典贸易理论强调的劳动生产率优势、新古典贸易理论强调的要素禀赋优势和新贸易理论强调的规模经济优势，最新贸易理论研究表明，制度质量是比较优势的根本来源，制度环境高的地区具有制度依赖型产品或服务的出口优势。由于传统低端制造业在生产过程中具有标准化、规模化和模块化特征，使其发展更加依赖于要素成本优势，所以过去的制造业开放主要表现为打造“政策洼地”的政策导向型开放。但以高端制造业或生产性服务业为代表的知识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因其生产工艺的复杂性和分工环节的精细化，加之中间投入品的资产专用性特征和高度互补性特征，对市场规则、产权保护和营商环境改善等制度安排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是因为，商品的技术复杂度越高，对资产专用性投资的需求通常也越高，而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品或服务具有的供应网络复杂、中间投入多样和互补程度高、技术标准难以确定和技术要求难以描述等特征，加剧了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契约条件下交易主体的事后机会主义行为，导致上游厂商资产专用性投资激励不足，进而影响下游最终产品或服务的生产质量和效率。因此，深化以服务贸易和投资规则与国际高标准接轨的制度型开放，有效降低服务企业和关联制造企业生产过程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重塑实体经济在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是服务业开放的目标和重点。

　　释放服务业开放的制度性红利

　　为推动服务业高水平开放进而助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改革重点应集中在扩大服务业开放和巩固实体经济根基两个方面。前者表现为吸引并稳定高质量外资和增强民企市场信心的制度创新问题；后者表现为高质量外资助推实体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培育问题。

　　首先，加强统一产品和要素市场建设，发挥内需规模优势对高质量外资的吸引力。利用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吸引高质量外资进入，进而集聚全球优质资源，是增强实体经济企业技术创新和提高产业技术发展水平的重要路径。但转型时期的各种选择性行为，导致国内市场处于“行政区经济”状态，制约了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发挥。为此，至少应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加强国内统一市场建设。微观层面，鼓励企业跨地区兼并收购，通过企业内部子公司或分支机构间商品或要素的自由流动，实现地区间差异化市场价格在企业层面的趋同。中观层面，鼓励地区间优势互补和错位发展，通过纵向分工深化和产业技术关联，增强地方政府经济合作和政策协调动机，最大程度降低“逐底竞争”政策对市场经济一体化效率的损害。宏观层面，调整地方政府从“为高速增长而竞争”到“为高质量发展而竞争”的激励机制，通过地方政府偏好目标和行为方式的改变，实现从追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其次，完善市场主体进入和退出机制，提升实体经济的供给质量和资源配置效率。一是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限制。无论是现代服务业还是高端制造业发展，都离不开科学技术、人力资源和现代金融等优质要素支撑。高质量外资作为丰富国内高级要素供给的重要来源，其进入引发的国内外企业基于本土市场展开的价值链竞争，是保证竞争充分进而增强国内市场活力的重要机制，而民企经营机制的灵活性则是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力量。二是完善实体经济的市场退出机制。投入服务化是服务业开放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路径，服务化水平高的企业会因中间投入种类多样化和中间投入高端化而实现生产效率提升，但这一过程中的低效率企业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淘汰，那么高效率企业伴随市场扩张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也随之受到制约，导致整体资源配置缺乏效率。为此，应全面实行“国民待遇原则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并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减少对微观经济主体的行政干预，以更好地发挥企业成长和市场更替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中的应有作用。

　　最后，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规制，增强实体经济企业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垄断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所实施的排除或限制竞争的市场行为，不仅会妨碍市场配置资源功能的有效发挥，还会因寻租和腐败导致企业家精神的扭曲配置。为此，应以反垄断法框架为基础，以竞争中性为原则，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机制的常态化和制度化，创造面向国内不同类型所有制企业和国内外经济主体一视同仁的政策环境。消除经济垄断尤其是行政垄断企业实施的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行为，既要取消长期以来针对特定市场（产业关联性大的重点产业或地区）和特定主体（国企或规模以上企业）出台的内含了政府产业、所有制或地区偏向的选择性政策，也要逐步取消外资在国内享有的税收和投资优惠以及外汇管理等“超国民待遇”。通过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的强化和优胜劣汰市场竞争机制作用的发挥，增强实体经济企业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基于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的工业发展新动能重塑的机制研究”（7190309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