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故事以历史悠久、类型多样、想象丰富、意蕴深厚，屹立于世界民间故事之林。卡夫卡曾用“精妙绝伦”形容其独特魅力。如何将丰厚的资源优势转化成研究优势，对中国故事学人而言是挑战更是机遇。刘守华教授在民俗学界被誉为“一辈子追故事的人”，自1956年步入故事学园地以来，他深耕民间文学、民俗学、比较文学、古代文学、宗教学、儿童文学、俗文学等领域，成果丰硕，成为当代中国故事学的领军人物。为系统呈现其故事学成果，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20年12月推出《刘守华故事学文集》（1—5卷）。

　　注重研究方法的本土化

　　海外学人视中国为故事学研究的乐园。中国民间故事历史悠久、文献记述丰富、内容鲜活，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一体，为故事学人的学术研究提供了绝佳资源。如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西学结合起来，开辟中国故事学的本土范式，成为该领域学人的首要任务。

　　作者一方面积极吸纳西方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历史地理学派、流传学派、故事形态学、精神分析学等故事学理论；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邀请美国的阿兰·邓迪斯、丁乃通，俄罗斯的李福清，日本的小泽俊夫等海外故事学家来国内讲学，还加入国际民间叙事研究会、亚细亚民间叙事文学学会参与国际学术对话。从文集中我们可以看出以上理论在中国的实践。

　　中国民间故事研究一方面要“吸收外来”，另一方面也要“不忘本来”。作者的民间故事研究有着鲜明的主体意识，注重理论的适用性，而不是简单套用西方故事学理论，把中国民间故事作为西方故事学理论的注脚。早期，在分析幻想故事的母题渊源时，作者引入文化人类学派的遗留物观，分析得出：“蛇郎型故事”中，女子嫁给蛇郎母题是蛇图腾崇拜观念的体现；“天鹅处女型”故事中，男子窃衣得妻母题是抢婚习俗的象征性反映。作者并不执着于寻觅幻想故事中的各种原始文化质素、探究上古社会的遗留物。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就清醒认识到幻想故事中的神奇母题，并非都是野蛮习俗的遗留，“只不过是人们借用来进行艺术虚构的一种幻想材料，在古老的躯壳中，已注入新的生命”。他注重将民间故事的文化属性和诗学特性结合起来考察，关注民间故事与民众的情感寄托、艺术想象及生活世界的关联。

　　作者注重研究方法的本土化，结合中国民间故事的流布及民俗环境，对西方故事学理论进行合理化改造。历史地理学派是民俗学的经典研究范式，重在追溯民间故事的生活史。其研究方法要点是首先尽可能广泛地搜寻异文，并对异同之处作精细比较，解析出它的母题和类型；然后把它们置于一定历史地理背景之上进行考察，从纵向的历史演变中构拟出原型，从横向的地理传播途径中追寻故事的发祥地；再根据原型回头考察有关异文，便可以看出故事在不同时空背景上的演变情况，由此勾勒出该类型完整的“生活史”。作者在丁乃通指导下，掌握了历史地理学派的操作方法，同时清醒认识到历史地理学派在一元发生论、传承途径多样化和族群多样性上的短板。

　　形成故事文化学研究范式

　　作者研究发现，中国民间故事的起源和流布有三种途径：一是平行类同，不谋而合；二是同出一源，同源分流；三是传播交流，互相影响。如何考察民间故事的起源？他主张，要结合族群历史和语系、文化交流和商贸往来等多重因素进行系统考察，简单依托文献记述、异文的地理分布来构拟原型的方法，在中国民间故事研究中并不具有可行性。他在研究“渔夫和水鬼型”故事时就发现，在中国，口头传讲故事与民间说唱及戏剧演出、书面通俗文学作品的流传交织在一起，单纯依据口传故事资料来构拟原型的研究方法，在中国不适用，须因地制宜加以改造变通，方能真正为我所用。

　　在数十年的民间故事研究实践中，作者结合唯物主义历史观、历史地理学派及其故事学理论，兼顾民间故事的文学和生活特质，不断探索，形成“故事文化学”（施爱东语）范式。该研究范式是以类型研究为基点，与形态结构、文化意蕴、审美艺术相结合的开放性综合研究理路，它有效避免了历史地理学派在一元发生论、注重口传文本、忽视文献记述及口传叙事艺术特征的不足，在中国故事学界产生广泛影响。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交往中，形成互鉴互通的多元一体文化，中外文化交流互摄互补，儒释道文化并行不悖，民间文学、通俗文学、作家文学互通互动，对民间故事的流布产生了深远影响。作者在中外故事海洋中遨游，通过对求好运型故事、天鹅处女型故事数十年追踪研究，提出了“回流说”和“多元播化论”等创新性观点，突破了历史地理学派单线进化论局限，彰显了中国故事学研究的本土化风采。

　　强烈的学科自觉意识

　　文献记述的丰赡是中国民间故事学人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数千年前的口传故事早已随时光流逝而烟消云散，只能从典籍中寻觅民间故事的转化或再生形态。民间故事史的书写是全新的学术领域，与文学史的书写截然不同：作家文学的作品是完成时，民间故事的流布多为进行时。最早见于文献记述的民间故事未必是最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故事文本，因此，民间故事史的书写在材料的甄别、校勘、选用和框架结构上面临重重考验。作者凭借多年来在故事海洋遨游中练就的“火眼金睛”和深厚学养，展开故事生活史的梳理，把灰姑娘、天鹅处女、蛇郎、狗耕田、云中落绣鞋等故事的前世今生及价值蕴含一一呈现在读者面前。文集首次集中对文献记述的中国民间故事进行系统梳理，借助以点带面的个案研究，呈现了中国民间故事资源的厚重和多彩，探赜出中国民间故事在历史长河中呈现“在类型演变中增强艺术活力、在口头与书面传承的交错中并行、在世俗文化与宗教文化的渗透中演进”的轨辙。该书出版后迎来学界好评，是中国民间故事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之一。

　　并非以民间故事为研究对象就属于故事学。故事学的发展依赖于术语体系、研究领域、学术范式的自足、拓展与创新。60余年来，作者不断完善故事学学科体系，拓展故事学学科疆域，表现出鲜明的故事学学科意识。在文集中，《故事学纲要》从民间故事的界定与类别、传承、类同与变异、功能、叙事艺术、研究方法等方面，尝试搭建故事学的学科体系，学界认为，它标志着我国民间故事体裁学臻于成熟。比较故事学是作者长期深耕并取得业绩的故事学领地。其借助故事学、比较文学、宗教学、文化人类学方法，对民间故事进行跨文化的追踪比较研究，追溯民间故事跨越时空和语言阻隔的流布之谜，探寻人类文化传播及心灵世界的奥秘，体现了比较故事学学科自觉意识，让比较故事学和刘守华的名字紧紧连在一起。

　　故事学是民俗学领域研究方法和术语体系较完善的学科。以顾颉刚、钟敬文、赵景深、刘守华、刘魁立、祁连休、顾希佳为代表的中国故事学人百余年来开启山林、砥砺前行，构建了历史演进法、故事文化学、民间叙事生命树等具有中国本土特质的研究范式。前辈学人的开拓进取，成为故事学中国话语的根基，也让构建故事学的中国学派成为未来中国故事学人孜孜以求的目标。这当是出版该文集的最终旨归。

　　（本文系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中国民间故事的海外传播与译介研究”（19A49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