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技术应用拓展城市社会研究
2020年05月20日 03:2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5月20日第1929期 作者：叶涯剑
在社会学发展的早期（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由于学科地位尚不明确，相应的学科规范和研究方法也处于摸索之中，这个时期的社会学研究呈现出以杂为主的面貌。这里所说的“杂”具有多重含义。一是涉足其中的学科杂，哲学、经济、人口、社会政策、政治、心理、生物等很多学科或领域的学者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到社会学研究中来；二是研究目的很杂，不同学者由于自身的专业或职业影响，有着千差万别的研究取向；三是研究方法很杂，由于此时的社会学基本上算是一门实验性学科，各种研究方法或技术都可能被拿来做尝试。城市社会学当然也不例外，查尔斯·布斯（Charles Booth）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人生历练锻造社会研究欲求
尽管后世将布斯称为社会学家，但布斯本人的出身却与学者无关。这位1840年出生于利物浦的英国人是一位商人，1866年与哥哥阿尔弗雷德一起开始经营英国到巴西的航运业务，1901年担任布斯汽船公司董事长，1904年还被任命为王家枢密院委员，有权与国王进行私人会面并提供意见。
布斯的第二个身份是社会改革家。这与其生活经历有很大关系。早年的布斯不仅经商，也积极参与地方政治，1865年还作为自由党议员参加竞选。他在拉票过程中被贫民窟的肮脏和贫困所震惊，这使他逐步放弃了宗教信仰，并对改善贫困和社会状况产生强烈责任感。到伦敦生活之后，布斯结识了妻子玛丽的表亲、社会改良主义团体费边社（Fabian Society）成员比阿特丽斯·韦伯，慈善组织协会成员奥克塔维亚·希尔、坎农·巴内特等人，并经常与他们谈论社会问题。这都促使布斯投身社会改革。
而社会研究者是布斯的职业和价值观念两者带来的第三种身份。在经商的时候，布斯就习惯于在大量市场调查数据和资料的基础上做商业决策，而对社会问题的关注还使他的社会调查添加了明确的改革意识。1885年，改良主义政治家亨利·海德曼（英国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发表了社会民主党联合会对贫困问题的调查结果。该调查结果显示，伦敦多达25%的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布斯为此拜访了海德曼，认为报告有点夸大其词，决定自己也来做一次对伦敦工人状况的调查。
调查方法呈现研究者价值判断
布斯的调查与19世纪80年代的英国社会状况密不可分。经过两次工业革命，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英国虽然在生产力上独步天下，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几十年前就观察到的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已经积累成为明显的社会动荡。1883年秋，一本由匿名传教士撰写的小册子《被放逐的伦敦的辛酸哀号》出现在伦敦的书店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几乎一夜之间，英国人都意识到了城市贫民窟的严峻事实，激起了社会的义愤与同情。布斯的调查恰逢其时。
整个调查由贫困、工业和宗教影响三个部分组成，涵盖家庭贫困程度、住房、职业类型、人口流动、工资水平、工作条件、监狱、济贫、宗教慈善、地方治安等广泛的内容。布斯调查团队经过1886年到1902年的长期工作，产生了社会调查史上的一项伟大成果：十七卷本的《伦敦人民的生活与劳动》（Life and Labour of the People in London）。该书对当时伦敦的贫困状况进行了全景式的展示，引起当时社会的广泛关注，最终还促成英国议会在1908年建立养老金制度。这项由个人主持的大规模社会调查也成就了布斯在社会科学史上的地位，他于1892年获得皇家统计学会的奖章，并于1892年至1894年间担任该协会主席。此后，他还成为皇家老龄穷人委员会（1893—1895）、关税委员会（1904）和皇家穷人法律与救济委员会（1905）成员，皇家学会会员，拥有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利物浦大学颁发的荣誉学位。
《伦敦人民的生活与劳动》最具特色的成果是精心绘制的12幅伦敦贫困描述地图（Maps Descriptive of London Poverty），这些地图覆盖了从西边的哈默史密斯到东边的格林威治、从北边的汉普斯特德到南边的克拉彭的伦敦城区。地图的比例尺为1：10560，以每两个路口之间的街道段为单位，每个单位用不同颜色标出来，体现不同的贫困和财富水平，甚至一个街道段的两边如果贫困程度不一样，也会分别标出。颜色越深的区域表示贫困越严重，如黑色表示“阶层最低/准犯罪状态”、深蓝色表示“非常贫穷”、红色表示“中产阶级”、黄色表示“富有”。除了红色和黄色，其余颜色都表示贫穷，并分别与八个等级的贫困状态对应。
布斯的地图显示出，在伦敦的各个地方都能发现贫困区域，而且布斯在经过统计之后还发现，当初自己认为海德曼报告中伦敦25%的贫困率是夸大其词，现实情况却更为严重，有33%的伦敦人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当他在1887年5月把报告提交给皇家统计学会时，得到报纸的广泛报道，因为他报告了“最黑暗的伦敦”。
技术应用可跨越研究边界
用地图来展示社会状况是社会科学研究史上的一个创举。在1858年，利物浦的一位牧师亚伯拉罕·休谟曾经把当地宗教人口的普查结果绘制成地图，但其规模很小。而布斯的调查以统计学为基础，而且调查规模庞大、持续时间长，具有较强的科学性。这些地图制作完成后在伦敦的两个地点展出，邀请公众参观并提出修正意见，同时也向学术界展示了这些地图，并宣称用图形方式展示人类状况是最容易得到理解和检验的方法。
布斯用图解的方式向民众和政治家展示了伦敦贫困的真实性质和程度，和以往关于贫困现象的描述性文章不同的是，他的调查不仅描述了穷人的惨状，还让人们形成了贫困人口聚集的概念，看到了贫民窟与周边环境的关系。这也从学理上凸显了贫困问题的空间性。在地图上可以看到，贫困的街道出现得多么频繁，在很多地方，中上阶层占据着城市的主干道，而紧挨主干道两侧的次要道路和小巷则是贫民的聚集地，中上阶层的街道和贫困阶层的街道往往只相隔一个街口。这很好地展示了城市的“前台”和“后台”在空间上的关系，也凸显出城市贫困问题的空间复杂性，中上阶层并不能在这个问题上独善其身。
随后十年，布斯及其调查团队在继续调查的同时，对地图也不断修正，并且覆盖了比1889年调查更大的范围。1897年至1900年，调查团队在警察陪同下行走于这些区域，生动记录了贫民窟的清理和街道的重建，体现了十年间的拆迁、重建和人口构成的改变。对地图变迁的进一步分析表明，1889年到1899年间的贫民窟清除计划改善了清除区域周边的物质环境，但该区域内的穷人却不得不在周边寻找便宜的住房，导致周边的经济状况下降，说明空间组织的改进对最低阶层产生不了太大的影响。
地图是一种空间技术，原来只局限于地理学的运用，但今天也在社会科学领域发挥着广泛的作用。查尔斯·布斯的伦敦调查开创了在城市研究中使用空间技术的先河，为研究城市现象和城市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视化的方法。实际上，把调查数据绘制成地图所能提供的解释，会比单纯地用数学模型和文字解释数据更有力。布斯的伦敦贫困地图不仅为解决贫困问题提供了依据，还对这些问题的潜在原因进行了假设。例如，他发现贫困街道的建筑密度太大，所有可用的空间都用来建造房子，住满了最贫困的家庭，房子之间是狭窄的小巷，空气和光线极差。而这些发现对建筑的占地面积和建造规范提出了新的要求，之后出台的几项建筑法案制定了最低限度的街道宽度、建筑高度以及两者的比率，规定建筑物从街道退后的距离、街区后面要保留空地，禁止填充式的房屋建设形式等城市建设规程。布斯还主张，单纯改造现有街区不足以解决问题，要应对过度拥挤，向郊区扩展是唯一的办法。这预见到了欧美城市之后几十年的郊区化趋势。
城市是典型的人造空间产品，其中蕴含着无数的空间性问题，所以在城市研究中采用空间技术是一种必然。布斯的研究成果凸显了地图这一空间技术对于社会研究的价值，时至今日，地图仍然是空间社会学研究的核心技术之一。它告诉人们，社会现象不只是抽象的数字和论文，也是具体的可视化图景。
（作者单位：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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