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马克思的类哲学的思想来源问题，国内外学界一直存在着不同见解。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的类哲学完全源于费尔巴哈的类哲学，是马克思在其思想还未成熟时期对费尔巴哈类哲学的直接继承。广松涉认为，马克思的类哲学是黑格尔的抽象思辨逻辑与青年黑格尔派及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在本质上仍然是唯心主义的。国内学界关于马克思的类哲学也开展过讨论，同样出现了不同声音。事实上，解决争论的最好办法，就是回到黑格尔、费尔巴哈，从文本中梳理和澄清马克思的思想渊源。
从“先验性”到“精神性”：黑格尔的理论遗产
类是德国古典哲学家们广泛关注的哲学范畴之一。不同于康德将类的规定定位于先验层面，把类理解为具有先验自我统觉的主体，黑格尔从绝对精神出发，把类视为发展着的精神。他在《逻辑学》中指出，“普遍性毕竟是客观的普遍性，即类”，进而认为类作为一种自由的“自为的存在”，是不断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类属的自由乃是一个普遍的自由，它与这个形态或它的现实是各不相干的。”显然，黑格尔把类作了与自由、绝对精神、上帝等一样神秘的存在理解。
此外，黑格尔还从精神本质主义出发，把类看成“简单的规定性”。他认为，“事情自身是类，类遍在于作为它的种的这一切环节里，而同样又独立于它们之外”。在黑格尔看来，“事情”就是“简单的规定性”，它作为一种普遍性的东西，“包含着它的一切不同环节于其自身并隶属于它们，但它同时又漠不相干地对待它们这特定环节而保持自身于独立自由，而且它作为这个自由的简单的、抽象的事情自身，就成了它们的本质”。在此，黑格尔把“事情自身”当作精神来理解，把类的现象学置于精神自我发展的三段论过程来理解，这正是其唯心主义思辨哲学体系的秘密所在。
无论是把类理解为“客观的普遍性”，还是“简单的规定性”，事实上，类在黑格尔那里本质上就是一种“似精神性”存在，因而也就天然地带有神秘主义色彩。但客观地说，黑格尔对类哲学的先行思考和探索，无论是在“抽象规定性”上对费尔巴哈类哲学的直接影响，还是在“类的辩证发展”上对马克思类哲学的间接启发，都证明了黑格尔类哲学的重大哲学史地位。
从“精神性”到“人本性”：费尔巴哈的理论发展
费尔巴哈一反黑格尔类哲学似精神性地抽象理解类，将类从“抽象的天国”拉回了“人间”，从而实现类与人的存在方式的结合，创立了具有鲜明人本主义色彩的类哲学。
在《基督教的本质》中，费尔巴哈以“类”指谓人的本性，认为类体现人的“内在生活”或“类生活”。在费尔巴哈看来，动物虽然也有自我感，但是它们不懂得把类当作对象。动物的“内在生活”和“外在生活”是合一的，人则是具有内外两种生活的双重存在。“只有将自己的类、自己的本质性当作对象来对待的生物，才能够把别的事物或实体各按其本质特性作为对象”。在他看来，正是因为人能够把自己的个体性和类当成对象，才使得自身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显然，费尔巴哈在此把“类”作为了人和动物的区分方式。
费尔巴哈认为，类就是被异化的人的类本质，就是上帝。宗教中“属神的本质”就是“属人的本质”，上帝不外就是属人的本性与属人的意识之间被人格化了的纽带，基督徒通过上帝，将自己所固有的本质与自身联系起来。在费尔巴哈看来，正是由于基督徒把一切普遍性都集中于人格化身的上帝那里，才使他们相信上帝就是爱、德、美、智，上帝既是单个的存在者，又是完善而普遍的本质，既是摘要式的总和，又是类之无限的总量。为了构建其伦理的爱的宗教，费尔巴哈把爱视作组织成类的途径。他指出，在爱里面，人对自己孤独的个体性感到不满，衷心需求别人同在，将别人也算作自己的本质；并且仅仅把通过爱而跟他人联结起来的生活算作真正属人的、与人之概念也即与类相适应的生活。个体是有缺陷的、不完善的、弱的、贫乏的，爱却是强的、完善的、得到满足的、无缺乏的、自足的、无限的，因为在爱里面个体性之自我感乃是类的完善性之自我感。
客观地说，费尔巴哈作为从黑格尔到马克思之间的中间人物，不仅对黑格尔类哲学做了批判性继承和反转，而且他从感性出发对类作出的人本主义发展，对后来者马克思创立基于实践的唯物主义类哲学产生了直接影响。
从人本性到实践性：马克思的理论超越
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费尔巴哈把类作为事物本质的共同性理解传统，把类的本质视为关于事物普遍性的知识。但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所理解的类仅仅是“抽象的普遍性”，这种仅仅“在思维中实现的普遍性”，在马克思看来是“无根的抽象”。马克思所说的共同性是基于实践和现实的共同性。马克思的类遵从的逻辑是，从“现实的个性”到“基于个性的共同性”再到“普遍的类性”。这与德国古典唯心主义从“思维着的头脑”出发，把类的发展视为“头脑里的思维活动”，具有根本性差异。马克思一反德国古典哲学传统，坚持以实践的观点从现实的“感性确定性”和“直接存在性”出发理解类，不仅为类找到了社会现实根基和存在论基础，而且实现了对德国古典类哲学的“三重超越”。
其一，类哲学的辩证法超越。黑格尔对马克思类哲学的积极性影响在于，他以辩证思维把类的发展解释为不断发展的过程。如他所说，“作为较低的类，会在一更高的普遍的东西中消解。这个更高的普遍的东西也可以再被了解为类，作为较高的体系，它就必须在自身中包含低级的体系”。这说明黑格尔不仅看到了类的发展性，也看到了类的上升趋势，实现了类的发展和辩证法的成功结合。但是，他以抽象的辩证法来解释类的运动，这种辩证法本质上仍是“头足颠倒”的辩证法。对此，马克思曾指出，“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认为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马克思则另辟蹊径，坚持以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辩证法相结合，来理解类的发展性和生成性，从而实现了对黑格尔类哲学的翻转与超越。
其二，类哲学的实践观超越。费尔巴哈从抽象的感性出发来完善类、类性以及类本质，这使他陷入了直观的唯物主义泥淖。如马克思所说，“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喜欢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在马克思看来，由于费尔巴哈没有从现实的社会关系着手批判宗教的本质，他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费尔巴哈的这种“共同性”是一种无根的“抽象的普遍性”，无法说明人的社会关系的差别性、丰富性和具体性。在马克思看来，人正是“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马克思认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在此，马克思以革命性的实践思维，赋予了作为“类存在的人”以发展能动性，使人成为既具有主观能动性又能够兼顾客观规律性的类存在，不仅科学地论证了人的实践活动的积极性，而且在生存论上实现了对德国古典类哲学的超越。
其三，类哲学的现实观超越。在马克思之前，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类哲学有一个共同的理论缺陷，即他们都不懂得把类置于社会现实中去理解，仅仅把类当成一种抽象的共同性。马克思则更注重类所表达和指涉的丰富社会现实。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试图从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反转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类哲学，把类结合人的本质做唯物主义理解，但是他由于选择了“抽象的孤立的个人”作为立足点，不懂得“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最终他的类哲学被打上了旧唯物主义的烙印而滑向了唯心论。如马克思所说，“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做到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在马克思看来，类的抽象只不过是在以凝练的方式表现着丰富的社会现实，随着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的不断变迁，类本身也在被社会现实不断赋予不同的意义和内涵。费尔巴哈以感性直观的方式理解类，仅仅是对黑格尔类哲学作了直观的唯物主义的理论翻转，而马克思从现实出发，把“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作为其新唯物主义的立足点，结合人的实践活动来理解类，这种方法论变革无疑是革命性的和彻底的。
综上来看，从黑格尔的精神性，经由费尔巴哈的人本性，再到马克思的实践性，类哲学的发展呈现出了清晰的思想史逻辑脉络。通过对类的思想史发展谱系考察发现，马克思的类哲学与德国古典类哲学既有着紧密的理论渊源，又有着本质性的理论差异。由此看来，学界诸如阿尔都塞、广松涉等人对马克思类哲学的理论误读和理解偏颇就显而易见了。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科学研究基金项目（19XNH07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