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定宗二年（1247），代表西藏僧俗各界的政教领袖、藏传佛教萨迦派首领萨迦班智达（简称“萨班”）贡嘎坚赞（1182—1251），应驻守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的蒙古汗国皇子阔端（1206—1251，成吉思汗之孙、窝阔台次子、定宗贵由之弟）的邀请，不顾年事已高和路途险远，亲赴凉州，就西藏的归属问题与阔端举行会谈。阔端与萨班经过一系列商谈，理顺了中央与西藏的关系，达成重要共识，西藏正式纳入中国的版图，成为伟大祖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族的先民羌、氐、吐蕃，自古以来就与中原各民族有着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此次会谈更使藏族同胞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能分离的一部分。“凉州会谈”后不久，元政府即在西藏地方设置管理机构、清查户口、委命官吏、征收贡赋，使西藏真正置于中央政府管理之下。
然而，在一些学者的论著中，每每将“凉州会谈”说成“凉州会盟”。事实上，“会谈”与“会盟”，虽只一字之差，但其含义却大相径庭。
“会盟”具有特定含义
何谓“会盟”？《辞海》举春秋时期齐桓公会盟诸侯的例子，解释“会盟”之意，释曰：会盟即“古代诸侯间的集会、订盟。《史记·齐太公世家赞》：‘桓公之盛，修善政，以为诸侯会盟称伯，不亦宜乎’！”《辞源》曰：“会盟，古代诸侯国家聚会而结盟。《左传·昭公三年》：‘今诸侯三岁而聘，五岁而朝，有事而会，不协而盟。’《史记·秦纪·桓公十年》：‘当是之时，楚霸，为会盟合诸侯。’”可见，“会盟”一词有特定含义，指古代诸侯国之间举行的聚会和结盟。会盟的主体为诸侯国，其目的是谋求霸权或其他相关利益。
检之《春秋》《左传》《国语》《史记》等书，春秋战国五百多年的历史发展中，诸侯国之间的会盟不绝于册。例如，春秋时期，齐桓公“通货积财，富国强兵”，成为“五霸”之首。随后，齐桓公几次大会诸侯，特别是周襄王元年（前651）在葵丘（河南省民权县东北）举行的会盟，连周天子也派人参加，其霸业达到顶峰。又如，公元前632年晋楚城濮（今山东省鄄城县临濮镇）之战后，中原小国摆脱了楚国的控制，归附了晋国。战后，晋文公大会诸侯于践土（河南省原阳县西南），周襄王遂正式册封晋文公为霸主，从而成就了“取威定霸”的业绩。是年冬，晋文公又召集齐、秦、宋、鲁、郑、陈、蔡、莒等国诸侯在温（河南省温县）会盟，周襄王也被召赴会，晋国霸主地位愈加巩固。
再如，春秋时曾举行过两次“弭兵”之会。第一次在周简王七年（前579），由宋国执政毕元发起，约合楚晋，于宋相会，订立了彼此不使用武力、互相帮扶、抢救危难、共同讨伐违命诸侯的盟约。因此，晋楚之间暂时休战。然而，订立盟约后仅仅三年，楚国执政就公然喊出“敌利则进，何盟之有？”，撕毁了盟约，战端又起。长年的争战，人们疲于奔命，希望和平，于是在宋都（河南省商丘市）举行了14个诸侯国参加的弭兵大会。晋楚两大国利用弭兵大会，牺牲中小国家的利益，瓜分了霸权，维持了均势。
据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统计，《春秋》记载的242年间，诸侯国进行的战争多达483次，朝聘盟会凡450次。学者普遍认为，这些军事行动和朝聘盟会实际上是大国对小国的掠夺。晋国规定各附属国“三岁而聘，五岁而朝，有事而会，不协而盟”，借此从小国那里榨取财物和利益。而小国在大国面前总是“唯强是从”，“职贡不乏，玩好时至”。
诸侯会盟屡见史册
时至战国，诸侯国之间的会盟仍屡见史册。例如，魏惠王为谋求霸业，于周显王八年（前361）与韩昭侯相会。三年后，又通过军事压力迫使韩昭侯与其结盟。又两年后（前356），鲁、宋、卫、韩的国君都去朝见魏惠王，从而使其成为诸侯的领袖。周显王十八年，魏又与赵国在漳水之上结盟，并与齐国妥协，以对付秦国。此后，魏、齐、赵、秦之间展开了长达五年的激烈战争，魏国仍然维持了霸业。周显王二十五年，魏惠王又召集了逢泽大会，参加会盟者达12个诸侯国。
又如，著名的“合纵连横”，即是为了争取与国、孤立敌对诸侯国而进行的一系列结盟活动。合纵是“合众弱以攻一强”之意，以阻止强国进行兼并；连横是“事一强以攻众弱”之意，强国迫使弱国帮助其进行兼并。从地域上来说，原是以韩、赵、魏为主，北连燕，南连楚，南北相连为纵；东连齐或西连秦，东西相连为横。起初，合纵既可以对秦，也可以对齐；连横既可以连秦，也可以连齐。直到长平之战后，才凝固成合纵指六国并力抵抗强秦、连横指六国分别投降秦国之意。
不仅春秋战国如此，其他历史时期也多有“会盟”之举。例如，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衰落，吐蕃则乘机强大起来，与唐朝进行了数十年军事斗争。频繁的战争削弱了吐蕃的国力，进入9世纪以后，吐蕃开始由盛转衰，无力向外扩张，于是谋求与唐朝休战和好。据《旧唐书·吐蕃传》记载，长庆元年（821），吐蕃赞普可黎可足（806—841，今译“赤祖德赞”）派遣专使到唐朝请求会盟，缔结友好盟约。唐朝也颇为重视，隆重的会盟仪式先后在唐朝国都长安和吐蕃国都逻些（拉萨）举行。盟约强调要“患难相恤，暴掠不作”，永远和好相处。长庆三年树立的唐蕃会盟碑，至今仍耸立在拉萨市大昭寺门前。
凉州会谈并非“会盟”
我们不妨比较一下“凉州会谈”与“会盟”的区别。出席“凉州会谈”的人员，一方是代表中央政府、驻守凉州的蒙古汗国皇子阔端，另一方是代表西藏地方僧俗各界的政教领袖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双方是中央与地方的代表，而并非诸侯与诸侯或“国”与“国”之间的代表。会谈的目的是西藏以和平方式纳入祖国版图，寻求国家统一，而非诸侯国之间谋求霸权、掠夺小国的行为。会谈的结果使西藏归入了伟大祖国的版图，使藏族同胞被纳入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怀抱。凉州会谈既不是诸侯国大国为控制若干小国、壮大自身实力之举，或某些小国为自身生存和利益而依附大国的行为，也不是双方政权之间势均力敌、寻求和好相处的举动。
可见，“会盟”与“会谈”二词的含义迥然有别。如果把凉州会谈说成是“凉州会盟”，那就会大大曲解凉州会谈的目的，大大贬损和矮化凉州会谈的伟大意义和深远影响。因此，“凉州会谈”绝不可以说成是“凉州会盟”。
“凉州会谈”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反映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促进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巩固与发展，也由此表明国家的安定统一、民族的友好团结，符合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凉州会谈”的成功举行，也为西藏地方赢得了和平与安宁，推动了西藏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正如藏族史籍《青史》所载，卫藏之僧人、弟子和施主等众生，阅读会谈发布的《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后，“无不欢欣鼓舞”，表达了西藏僧俗各界广大群众对这次会谈结果的热切期盼与衷心拥护。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甘肃省人民政府参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