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秦文献中,《管子》的城邑规划思想丰富而具有实践性,但并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这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管子》在城市史上的地位,不利于揭示传统城邑规划思想与现代城市建设的关系,也影响了《管子》历史价值的发掘。
《管子》认为,建城立邑首先要考察地理环境和山川林泽等自然资源,而不是按照既定理论标准去规划建设。《管子·乘马》(下引该书只注篇名)云:“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意思是城址选择不在高山之下,就在平原之上,水源充足,依靠“天材”和“地利”,就近取材,以减少人力物力负担;城垣走向、高低宽窄、城内交通、建筑布局等,因地制宜,不必遵守什么“规矩”“准绳”。《度地》云:“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郭外为之土阆,地高则沟之,下则堤之,命之曰金城。树以荆棘,上相穑著者,所以为固也。岁修增而毋已,时修增而毋已。”内城外郭,郭外是“土阆”即城壕。城郭均根据地势,或削地为墙,或筑堤为城,辅以荆棘树木,随时修葺,是为“金城”。
先秦城邑是有围墙的农村,农业人口是城邑居民的主体,所谓的城市经济是农业为主、多种经营,因而保证用地质量、满足生产可持续性的资源需求是建城的核心。《度地》云:“故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乡山,左右经水若泽,内为落渠之写,因大川而注焉。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养其人以育六畜。”所谓“不倾之地”即城市安全稳固、立于不败之地,指城内生产、生活不因自然灾害或者外力干扰而受到影响。其前提是城市土地肥饶,地势近山高亢,有河流川泽环绕,可以建立抗旱排涝系统,保证农业和家庭副业即手工业生产需求,这就要对人口和资源统一规划。《乘马》云:“上地方八十里,万室之国一,千室之都四。中地方百里,万室之国一,千室之都四。下地方百二十里,万室之国一,千室之都四。以上地方八十里与下地方百二十里,通于中地方百里。”把土地质量分为上、中、下三等,不同质量的土地所满足的人口数量有别,同样是“万室”即万户之民,因土地质量不同分别需要方八十里、百里、百二十里之土。这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城乡一体的资源规化理念。
战国是兵争之世,人口多寡及其控制有效与否是国家强弱的决定因素。《管子》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小匡》云:“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乱。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当时的国就是城,士农工商都居住在“国”内。“士”是统治阶级的下层,属于有文化的知识群体,是国家主人,当兵打仗,是他们的权利和义务,故“处士必于闲燕”。“农”是农业生产者,是居民主体,耕种国有土地,故要“处农必就田野”。这里的“田野”是近郊和城内之地的统称,“农”要居住在城内方便农耕的区域。“工商”是官府经营的手工业者和商人,生产和交换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利润,而是为了满足官府需求,故“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四民”地位不同,身份、职业世袭,分区居住,分别管理,既保持身份地位的差别,也使他们心无旁骛地司其职、专其业,保证社会等级秩序的稳定。《小匡》对此有专门说明:“令夫士群萃而州处,闲燕则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长者言爱,幼者言悌”。“令夫农群萃而州处,审其四时,权节其用,备其器械,比耒耜枷芟。及寒,击槁除田,以待时乃耕。深耕、均种、疾耰,先雨耘耨,以待时雨。时雨既至,挟其枪刈耨镈,以旦暮从事于田野,税衣就功,别苗莠,列疏遬。首戴苎蒲,身服把祓襫,粘体涂足,暴其发肤,尽其四肢之力,以疾从事于田野。”“令夫工群萃而州处,相良材,审其四时,辩其功苦,权节其用,论比计制断器,尚完利。相语以事,相示以功,相陈以巧,相高以知。”“令夫商群萃而州处,观凶吉,审国变,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贾。负任担荷,服牛骆马,以周四方。料多少,计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鬻贵。”这一切都在官府的管控之下展开,使之世世代代思考相同问题,重复相同工作、相同技术,保证达到思想统一、技能娴熟的效果,不会见异思迁,避免“其言哤,其事乱”。
《管子》对四民编制和管理有着详细规划,以里作为基层行政单位,用现代术语,里相当于社区。里与里之间,有墙垣相隔,道路相连,里民生产生活均有统一规范。《立政》云:“筑障塞匿,一道路,博(摶)出入。审闾闬慎筦键,筦藏于里尉。置闾有司,以时开闭。闾有司观出入者,以复于里尉。凡出入不时,衣服不中,圈属群徒不顺于常者,闾有司见之,复无时。”这里的“筑障塞匿,一道路”是就里与里之间道路墙垣的设计和建筑而言。“博(摶)出入”即里民统一从里门进出。闾是里门,筦是门锁的钥匙,键是门闩。里尉是一里之长。“筑障塞匿,一道路,博(摶)出入”即墙垣要完整、使里民只能由指定的道路、门禁出入。里门钥匙由里尉掌管即“筦藏于里尉”。由“闾有司”即掌管里门的小吏(又称为里监门),监视里民行为,定时汇报。
学者们在考察战国城市建设时,注重《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的城市规划,而对于《管子》则很少提及。这是因为,一方面,《匠人营国》是《周礼》的组成部分,人们自然格外重视。另一方面,西周时期,城市建设确实有着严格的等级限制。《左传》隐公元年云:“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这里的“国”指王国,即周天子居住之城,“都”是诸侯所居之城。诸侯分为不同等级,“都”有大中小之别。城墙高低宽窄各有定制。大“都”的城墙不过“百雉”,长三丈、高一丈为一雉,则大“都”标准是长宽各三百丈,是王城的三分之一。《管子》所说“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其中的“规矩”“准绳”可能是就此而言。但是,从战国时代城市建设的实际情况来看,《匠人营国》不过是历史的记忆,失去了制度和实践意义。
从考古发掘的战国城址看,除了曲阜古城和纪南城可以发现《匠人营国》的某些元素以外,其他城址的空间结构及其体现的规划思想均与之相去甚远,尤以齐国临淄故城为典型。通过与《管子》对照,从地理环境看,临淄故城完全是“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乡山,左右经水若泽”的完整展现;从空间结构和城市肌理看,则是“内为落渠之写,因大川而注焉”,“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养其人以育六畜”的系统实践。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金螳螂建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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