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商业史研究呈现新趋势
2020年08月24日 09:3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8月24日总第1995期 作者:戢芳

  美国商业史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研究领域,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在相当长时间里,其研究视野和路径的局限性颇为明显,且缺乏理论对话的能力,一直处于相对孤立和弱势的状态。最近二十多年来,在世界政治经济局势变迁和史学研究方法转变等因素的影响下,美国商业史学者不断拓宽研究视野,更新研究路径,并构建出极具挑战性和阐释力的新理论,开创了商业史研究的新局面。

  拓展研究视野

  在很长时间里,美国商业史研究的视野相当有限,在时空维度上尤为明显。学者们考察的时间段主要是17世纪末至今,聚焦于欧美等发达工业国家。这种研究视野带有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和现代化取向,将其称为“西方近代商业史”,或许更为准确。

  近年来,受全球化、国际史、新资本主义史等因素的影响,美国商业史研究的时空范围得到极大拓展。商业史家开始研究近代之前的商业组织和商业活动,包括银行、公证机构、公司等。这些研究有两个重要旨趣,一是探究古代商业组织在理念、组织方式和管理制度等方面的特征,以寻找商业活动的普遍规律,或探求人类早期的商业智慧;二是考察古代商业组织和商业活动向现代转型的过程,分析王室、国家、行会等权力因素对近代商业公司起源的影响。同时,商业史家将目光转向西方以外,研究印度、中国、日本等地的商业活动。即便在“西方近代商业史”领域,学者们的研究视野也在拓展。以往的商业史研究侧重考察大公司尤其是垄断性的巨型公司,认为它们是西方近代经济的核心。新的商业史研究则强调其他经济行为体的作用,着重研究中小企业,并承认少数族裔和群体对经济的贡献。

  受后现代主义、环境主义和经济等因素的影响,美国的商业史家开始将更多维度纳入研究视野。传统上,他们主要关注近代商业组织及其活动的发展和积极影响,比如财富增长、物质繁荣、技术和理念的创新等。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商业史家开始意识到,商业活动在给人类带来进步和繁荣的同时,也会造成破坏。于是,他们开始关注商业史的“黑暗面”,包括环境破坏、种族主义、对女性的侵犯、强制劳动、阶层固化等。

  更新研究路径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美国商业史最重要的研究路径就是市场中心主义,将自由的商业活动视为企业发展和创新的动力所在。虽然钱德勒十分强调管理之于企业的重要性,但其研究有一个潜在前提:这些企业是在自由市场内活动的。

  近年来,这种研究路径逐渐被打破。在学术层面上,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人类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完全意义上的自由市场,从古至今,市场总是受到各种权力的约束和管制。在现实层面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使很多学者意识到,不受限制的市场行为存在巨大风险。因此,很多学者开始认为,管制和规则不是自由市场的对立面,而是必不可缺的组成部分,很多时候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受此观点的影响,学者们开始研究家族权力、社会网络、政治制度、法律法规、国际体系等外部权力因素对商业活动的影响。由此,产生了一种新的商业史研究路径,即“以法律、信用、制度、管制和组织发明为中心的研究”。

  这种研究路径开创了商业史研究的新局面。在研究方法上,商业史广泛地从新政治史、新社会史、新文化史、政治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汲取资源。一方面,继续研究民族国家等政治体的制度性权力对商业活动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考察宗族、宗教、社会组织、公共舆论等社会中的权力与商业活动的关系。因此,商业史研究的题材随之变得更加丰富。近年来,家族企业成为美国商业史家关注的重点,他们着重考察这些家族如何通过维护其在家族、地方和全国的权力网络,延揽人才、捍卫利益和推进创新。有的学者甚至指出,在人类经济发展史上,家族企业的贡献远远大于其他类型的企业。此外,各种规模的企业之间的关系网络、政商之间的中介、宗教和族裔少数群体等,也成为美国商业史研究的热点。

  美国商业史研究路径的整体转变,也导致了企业家研究路径的变化。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受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影响,美国商业史学者在研究企业家时主要关注所谓的企业家精神,即其创新精神、经营理念、管理能力等。此后,企业家的领袖魅力和个人性格也成为学者们研究的对象。这些研究有一个共同点,即强调其个体的能力、品德和影响力对企业的重要性。20世纪末以来,不断有学者对这一研究路径提出挑战,试图从外部因素入手对企业家进行研究。很多学者认为,企业家之所以取得成功,主要不是凭借个人的品质和能力,而是因为他们掌握了更多的由社会网络、行为榜样、信息获取途径等因素构成的社会资本。

  深化理论思考

  早期的美国商业史研究其实是商业研究和训练的副产品,以实证考察为主,缺乏理论批判精神。钱德勒开创的“管理革命”极大地提升了商业史研究的理论水平,甚至使其具有了挑战主流经济学理论的能力。近年来,随着研究视野的拓宽和研究路径的更新,商业史研究的理论水平进一步提高,引发了其他学科的广泛关注。

  首先,商业史研究极大地挑战了对诸多学科都有重要影响的“现代化”理论。“现代化”这个术语自诞生以来,就是一个关于时间对比的概念:现代世界是进步的、快速变化的,而它之前则是缓慢的传统时代。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开始反思这种古今截然两分的线性理论。第一,很多现代商业组织在前现代时期都可以找到与之相同类型的组织。比如,银行长期以来被视为现代经济最重要的商业组织之一,其实在古代银行就已出现,古巴比伦、古希腊和古罗马帝国都有类似机构。第二,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自由劳动的胜利。直到19世纪末,大规模的强制劳动在世界范围内仍然广泛存在,在现代工业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权贵资本主义”,即市场活动参与者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勾结,其实不是现代化的产物,17世纪之前欧洲国家及其殖民地就存在这种现象。

  其次,商业史自身也在构建更具解释力的新理论。近年来,商业史研究已经超越了企业研究的范畴,其考察范围包括企业集团、人际网络、供应链以及各种临时组织、工程项目、金融财团、政企关系等。这激发了商业史家重新思考市场理论,他们提出了三组问题。第一,谁构建了市场?是消费者还是金融机构、设计产品和服务的公司、经销商?第二,企业是如何嵌入社会的?在这一过程中,企业是如何渗透到公共空间的?企业与协会组织、工会组织、政党、国家组织之间有什么关系?第三,宗教组织、慈善团体等非营利组织是市场的一部分吗?它们对市场活动有什么影响?通过对上述问题的分析,商业史家提出了新的市场理论。他们认为,市场并不是经济领域的“自留地”,而是一个与社会各个领域具有连接的网络;市场并不是自发地行动,而是与政治、权力、性别、制度等因素相互作用;市场的功能不仅是分配商业资源和经济资源,而且重塑资源、信息、权力和人工制品;在每个特定时期内,市场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常规的序列,而是涉及各方面的多边关系;宗教组织和慈善团体等非营利组织以各种方式承担风险、进行创新,推动了市场的成长和完善。

  此外,有些商业史家试图构建新的管理理论。他们认为并不存在唯一的管理工作,也难以界定什么是实施管理战略的最佳方式,管理本质上是一个如何改变权力关系和如何实现妥协的问题。除了效率、规训和激励机制之外,性别关系和信用也是管理过程应关注的关键问题。

  总之,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商业史研究在美国已经变得更加多元化和理论化,并开始得到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的认可。不过,美国商业史研究要想继续深入发展,还需要在学术化与公共性之间保持平衡,在吸收其他学科资源的同时,也要注意构建和捍卫学科本身的自主性。

  (作者单位:湖北经济学院工商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王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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