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典籍中呈现的中国医学，若以东汉张仲景《伤寒论》为界，前后泾渭分明。《伤寒论》及其之后的时代，医学史脉络清晰，医家生活的年代及其事迹大多有确切记载，典籍作者及成书时间亦可大致确定。《伤寒论》成书前的医史记载却甚为模糊，医家及其事迹记载极少，典籍作者及其成书时间几无定论。譬如，《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著作，但如此重要的医学经典，其作者却不详，成书时间也难以判断。早期医学的模糊记载，为先秦秦汉医学研究带来巨大困难。自20世纪起，随着各地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陆续出土了大量先秦秦汉文献，其中不乏涉医内容甚至医学专辑，为先秦秦汉医学的研究开辟了新天地。

　　为医学发展分期提供基础

　　出土涉医文献在先秦秦汉间的存量及内容差异，为医学发展的时间分期提供了基础，大致可将其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巫祝时期，即夏朝及以前，这一时期几乎不存在医药。目前，这一时期尚无出土文字材料佐证，其医学表现当如《黄帝内经》所述：“古之治病，惟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

　　第二个时期为巫医交融共生时期，即商朝和周朝时期。这一时期的药物及其使用情况在《尚书》《左传》《山海经》等先秦典籍中大量出现，出土涉医材料则多以疾病占卜、宁疾祭祷的形式出现，这是药石无能为力之后的选择。具体来说，出土的商代文献以殷墟卜辞和金文为主，疾病资料主要出现在甲骨占卜中；出土的战国文献以竹简木牍为大宗，南方楚地最多。郭店、包山、望山、曾侯乙等楚墓均有大量文字简出土，但这些门类丰富的出土文献中未见医学专辑，仅有新蔡葛陵、天星观等楚墓出土的卜筮祭祷简涉及一些零散的病症知识。据此我们推测，这一时期巫与医相互交融，医学并没真正脱离于巫，因此没有出现医学专著。

　　第三个时期为医学脱离巫术的独立发展时期，即秦汉时期。秦始皇焚毁《诗》《书》、百家语和非秦国史书，却留存“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出土的秦代涉医文献，与法律、宗教方术方面相比较少，但放马滩秦简、里耶秦简等都有较多的疾病记载甚至医方专辑出现，如放马滩秦简《日书》记载有33种人体病症；周家台秦简《病方及其他》记载了疾病治疗方法和药物的运用。出土的汉代文献中，医学专辑开始大量出现，如张家山汉简、马王堆汉墓帛书等都含有大量的医学著作，内容涵盖医经、医方、房中术、神仙术等。许多西汉医书为目前该类别所见最早的医书，这些医书虽古朴原始，少数还有巫术残留，但医学独立发展的趋势已然显现。例如，马王堆汉墓医书《五十二病方》中，三味药、五味药甚至七味药的药方已经出现。这些成就为张仲景《金匮要略》中成熟药物配伍的形成，起到了前期准备作用。这些都反映了秦汉时期才是我国古代医学的独立发展时期。

　　为探讨医学水平提供条件

　　出土文献为探讨人体认知、医学发展水平及医籍成书时间等问题提供了条件。先秦涉医资料虽然极少，却能为早期医学特别是巫医并存时期的医学研究提供空间。殷墟卜辞和楚卜筮祭祷简虽不是医学专辑，但所涉的病症内容为疾病种类研究提供了可能。

　　众多疾病名与症候的出现，不仅展现了当时人们对疾病的认知水平，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人体自身的认知程度。就脏腑疾病来说，在殷墟卜辞中，仅出现了“心”“腹”等脏腑疾病名，而楚卜筮祭祷简中还出现了以背膺、肩背、肩胛、胁等部位疼痛症状为表现的脏腑疾病。症候描述逐渐丰富，反映了战国医学较殷商医学有了一定进步。但这种进步仍然有限，上腹部和胸部疾病还难以区分，如心与腹间的诸多脏器肺、胃、肝等名称在先秦并未出现，这些脏器名却大多见于出土西汉文献中，这种差异无疑是先秦医学脏腑认知落后的反映。就现有出土资料和传世文献来看，先秦时期常以“心”“腹”代表整个脏腑，“心”的概念甚至涵盖整个上腹部及胸腔脏器，可见当时的人们对脏腑器官的认知仅停留在“心”“腹”二元区分的基础上。从此意义来讲，以楚卜筮祭祷简中对“心”“腹”“膺”等相关病症的描述，推断墓主所患为何种脏腑疾病，须更为谨慎。

　　《黄帝内经》成书于先秦或秦汉之际的观点受到广泛质疑，原因在于，其与一些出土西汉医书之间存在明显的承继关系，如张家山汉简《脉书》与《黄帝内经·灵枢》的《经脉篇》关系密切，是《经脉篇》的祖本之一。《经脉篇》所述的十二经脉，在《脉书》中只有十一种。出土新材料及其研究成果表明，西汉时期的医学尚处于初兴时期，整体水平仍十分落后。整体审视体量丰富的出土先秦与秦汉文献，医学专辑在西汉大量出现却不见于战国简册，仅有少量涉疾病资料散见于楚卜筮祭祷简。这种矛盾或许只能说明，巫医共生是战国医学的本来面目，中国医学脱离于巫而独立发展应在秦代之后，《黄帝内经》之类的医学经典只能成书于两汉中后期。

　　为疾病对比研究创造可能

　　出土涉医文献为地区间疾病或一个地区不同时期的疾病进行对比研究创造了可能。地区间疾病特别是脏腑疾病的对比，可以在北方和南方之间展开，也可在长江上游的成都和中游的江陵之间进行，这种对比可以看出地区间常见疾病的差异。一个地区不同时期的疾病研究，可以江陵及其周边为例，如楚卜筮祭祷简展示的是战国个体疾病案例，秦汉医方和医经则展示了这一时期江陵地区整体疾病类型。因此它们共同重视的疾病，如“心”“腹”疾，应是当时人们长期关注的重要疾病类型。这类疾病如蔓草难除，晚期持续数年不可医治，直至死亡。先秦楚人只能用卜筮祭祷来慰藉心灵，到西汉时期则多以导引术减缓胀满和疼痛症状。

　　找寻相关材料中人们对这些疾病的认识，并与出土古尸现代科学解剖中得到的疾病类型进行比较，将进一步增强对这一地区常发脏腑疾病类型的判断。在此基础上，若再与近现代地方疾病进行对比，或将成为早期医学史研究的突破口。古尸科考发现，江陵及周边在数千年前就是血吸虫、肝吸虫、人鞭虫等寄生虫病疫区。在近现代，江陵及其周边仍是中国最严重的血吸虫病疫区之一。上述慢性寄生虫病晚期类型的临床表现不仅与楚卜筮祭祷简所见病症极为相似，也与秦汉简所见的脏腑疾病多为“心”“腹”疾暗合。

　　重新审视古代医学观点

　　运用新材料、新观念和新方法，再度审视传世文献中的医学观点，则另有可兹解读或发挥的余地。如《左传》中记载了大量疾病名称，具体疾病涉及内科、外科、精神科等多种类型，其中一些疾病可以用出土文献来注解。在人们对人体自身脏腑没有取得进展以及微生物学和寄生虫学等知识为零的时代背景下，那些建立在生活经验、地理气候环境和哲学基础上的疾病预防理论，如《左传》中秦医和的“六气致病”说一经提出就被奉为经典，并一直被后世沿用，就不足为奇了。

　　先秦时期，人们对人体五脏六腑还没有初步认知与区分的情况下，巫医实现分离以及产生完善的阴阳五行理论或藏象学说也是不可能的。这一推断与《黄帝内经》不可能成书于先秦的看法相一致。另外，以出土材料研究为支撑，如包山、葛陵、天星观等楚墓出土的卜筮祭祷简中，出现了较多的“心”“腹”部疾病，且墓主的可查年龄多在40岁以下。结合张家山汉简《引书》《脉书》中的脏腑疾病以消化道疾病最多的记录，反观《史记》中的“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和《淮南子》中“雨淫腹疾”等传统涉医论断，可知古代环境医学论断并非凭空想象，确系建立在实际生活经验基础之上。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楚卜筮祭祷简所见疾病、医疗及风俗民情研究”（19BZS05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文化研究所；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