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烽、西戎《吕梁英雄传》资料图片

　　考察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生、发展及变化，不能绕过或回避传统文化。可以说，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史也是不断传承和创新传统文化的历史。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民间传统文化也对现当代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化用传统 探索民族形式

　　在新文学建设时期，民间传统文化就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沈尹默、刘半农等早期白话诗人为新诗歌谣化作出过努力，刘半农以江阴方言写成的《瓦釜集》体现了他对民间歌谣的理性思考和探索，他们倡导的歌谣运动更是成为现代民间文艺学的开端。

　　开乡土小说风气的鲁迅，其作品虽已超出一般乡土小说范畴，但《故乡》《祝福》等小说中蕴含的民间气息和风俗，为后来的乡土小说确立了规范。咸亨酒店的建筑格局、赵庄的社戏、月色朦胧中的乌篷船等浙东自然风物，都在鲁迅小说中得以展现。风景里的人物也和环境保持着某种“和谐”关系，比如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孔乙己，谙熟各种民俗仪式的长妈妈。正如茅盾所说：“这正是中国现在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们的思想和生活，这正是围绕在我们的小世界外的大中国的人生。”20世纪30年代的老舍、沈从文的创作与民间传统文化联系更为密切，充溢着浓郁“京味儿”的北京全景式风俗画和淳朴、自由、自然的湘西世界，表现了作家对民间传统文化的冷静审视。

　　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提出了文艺“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核心命题，强调“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在《讲话》的号召下，延安解放区、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文艺界掀起了学习贯彻《讲话》精神的热潮。在新的文艺方向指引下，《一朵红花》《劝妇纺》《边境上》等反映现实斗争的秧歌剧问世，受到群众热烈欢迎，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秧歌剧运动也在陕北根据地掀起。

　　相较于秧歌剧、民间歌舞剧这些艺术形式，评书、鼓书等曲艺形式更加经济、方便。因为“大型剧本和歌舞剧的创作……是需要长时间的，在演出上也是比较困难的，而且要花很多的钱……唱大鼓只需一个人就够了，一个人说、唱、形容，一个人就代表了一切角色，一个人就能唱一整本戏，真是太经济方便了”（老舍《大众文艺创作问题》）。于是，文艺工作者开始将评书、鼓书等民间传统艺术形式与文学创作结合，用旧形式容纳和表现新内容，将民间艺术形式新文学化。在这一时期对文艺的民族形式的探索过程中，赵树理被认为是里程碑式的人物，从《小二黑结婚》到《李有才板话》，再到《李家庄的变迁》，他的小说表现出明显的民族化、大众化审美趋向。其家喻户晓的小说《小二黑结婚》在叙述手法上就借鉴了传统评书形式，将“故事”元素融入作品，设置各种关节，制造悬念，引人入胜。

　　作家柯蓝在谈到小说创作时表示，自己刚开始写作的时候，也正是《讲话》之后文艺界开始向民间文艺及古典文学学习的时候。茅盾评价柯蓝的《洋铁桶的故事》时指出，“旧形式保留得比较多的，是《洋铁桶的故事》（有回目，每段长短相若，每段起句照顾前段的结尾，每段结尾用‘惊人之笔’带起新节目的开端）……这是一种极有价值的‘实验’”。

　　1945年6月起，小说《吕梁英雄传》在《晋绥大众报》连载。小说描写了吕梁山下康家寨的边区人民抗日斗争的故事，塑造了武德民、雷石柱、孟二愣等英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曲折，语言通俗生动。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注重“研究民间文艺，搜集群众语汇，研究农民的喜好和接受能力等等，并且经常轮流下乡，到实际生活中去学习锻炼……同时还搜集整理了一些民间故事”，为小说的写作打下了基础。小说将旧形式与新内容相结合，民间俗谚、民间成语、习惯用法的使用在小说中屡见不鲜。

　　兼容并蓄 形成中国气派

　　作为“当代文学”的起点，1949年7月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将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的命题确定为当代文学的方向。会议指出，要在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基础上，将旧形式改造成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对民间形式也是如此。1951年5月，周恩来指示新文艺工作者要积极参与戏曲曲艺工作的改革：应当采用、改造和发展中国戏曲，特别是民间的小戏，形式简单活泼，能够反映现代生活，并且也容易为群众所接受；大鼓、说书等曲艺形式，简单而又富于表现力，便于迅速反映现实，也应当予以重视。

　　在各项政策的推动下，文艺工作快速发展，文学作品经过与各种艺术形式的融合，以“通俗”的形式满足了更多读者的阅读兴趣，起到了提高读者文化水平和教育民众的作用。许多作家运用评书、鼓词等形式进行创作。如赵树理在发表长篇评书体小说《灵泉洞》时，特别嘱托“要标明是评书，希望能作为评书艺人讲说之用”。同时，对历史故事、民间故事及文学作品进行改编，在表现形式和艺术手法上进行探索和创新，也成为这一时期的创作趋向。

　　新时期以来，民间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学的“互动”更加频繁。在1984年召开的“杭州会议”上，与会作家、批评家认为“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我们有民族的自我。我们的责任是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铸和镀亮这种自我”。于是，俚语、野史、传说、笑料、民歌、神怪故事、习惯风俗等乡土社会所凝结的传统文化为作家所重视，成为重要的写作资源。自然鲜活的民间文化形态成为文学写作的沃土，对地域的书写和对地域文化的展示，也成为作家创作的重要内容。

　　正如贾平凹所说：“一个地区的文学，山水的作用是很大的……不同的地理环境制约着各自的风情民俗，风情民俗的不同则保持了各地文学的差异。”他的《小月前本》《腊月·正月》等“商周系列”小说对陕南地区的人文和自然景观进行了细致描绘，表现了对地域文化心理的开掘。汪曾祺取材于家乡高邮的散文化小说，通过对氛围、情致的书写展现民俗风情的自然状态，儒家的“仁爱”和道家的“自然”更让作品有一种淡然质朴的味道。

　　莫言在谈到创作时说，“还是要从民间、从民族文化里吸取营养，创作出有中国气派的作品”。《红高粱》《高粱酒》等“红高粱系列”小说为读者营造了一个色彩斑斓的“高密东北乡”，民间文化在他恣肆奔涌的叙述方式下“真正苏醒”。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了一批自觉的民间书写者，他们将“民间”作为精神的栖息地，从深厚的民族文化土壤中汲取养分。陈忠实的《白鹿原》、阿来的《尘埃落定》、张炜的《古船》《九月寓言》都以厚重的人文情怀书写大地，并将个体的命运、村落部族的变迁放置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中，浓郁的风土气息与壮阔的历史风云纠结交织在一起，表达出写作者对民族命运的深邃思考。

　　需要强调的是，对于民间传统文化的重视并不是在封闭的话语空间里去实践，而是需要与外来文化建立起“对话”的参照关系。在中外文化的碰撞中，作家的审美视域不断开拓，表现形式也不断创新。汪曾祺就对西方现代叙事技法有所吸纳，小说《复仇》《绿猫》都采用了意识流的叙述方式，互不关联的各种意象通过人物的意识流串联和呈现出来，向读者呈现出主客观世界的差异。莫言则是在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小说《雪国》影响下，才开始营造“高密东北乡”的文学王国。

　　综上所述，民间传统文化进入现当代文学是有着历史连续性和发展性的，认识和梳理民间传统文化仍是一个未完成的课题。而如何重新审视及传承发展民间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文学创作繁荣进步，则是创作界和批评界需要肩负的时代使命。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